论古籍辨伪的拨乱反正

本文通过《孙子》、《老子》等大批古籍由"伪"变真的考证过程,阐述当前学术界对古籍辨伪进行拨乱反正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论证这种辨正工作的原因、重要性及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刘咸炘论古籍辨伪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刘咸炘在一篇短文和若干著作中论述了古书的体例、古籍辨伪的方法和理论。他对古书体例的研究,比如其目录学,深受章学诚的影响,在章学诚的基础上加以推演、补充,最终形成自己的理论。他认为古籍辨伪要重视校雠学和辨明书籍的宗旨,且严格定义伪书的概念。在分析一些古籍的真伪时,刘咸炘能够做到不轻疑,不迷信。

近三十年来古籍辨伪研究工作的新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对过去疑古思潮盛行时期"伪书"大量充斥的现象自然会有所反思。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特别是地下文献不断出土,人们发现,曾经被判为"伪书"的不少古籍,原来很早在地下的竹简、帛书中就已经出现,于是所谓该部古籍为"伪书"的说法便不攻自破、无法立足了。文章从考古发现、反思考查、辨证著作等三方面对古籍辨伪研究工作进展作了概述。

柳宗元与古籍辨伪研究

我国辨伪学史最早可追溯至先秦 ,但第一位将古籍辨伪当作一门学问加以研究的人却是唐代学者柳宗元。他不仅开疑辨群书之先河 ,而且还开创了辨别古籍真伪之方法 ,对后世影响甚大。本文主要探讨柳宗元在辨伪学方面的一些贡献。

文献目录与古籍辨伪

文献目录与古籍辨伪牟玉亭古代文献在成书与流传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作伪现象。而有作伪就有辨伪。从文献目录的发展历史来看，古籍考辨与图书整理编目工作是同时并行的两道工序，因此文献目录史始终贯串着辨伪的历史，而古籍辨伪又必须依据于文献目录。（一）文献...

我国古籍中的伪书与辨伪学

我国古籍,卷帙浩繁、汗牛充栋,仅《中国丛书总日》“要目”、《四库》“著录”与“存目书”,《贩书偶记》“正编篇”三者之和。

试论从作品本身考辨古籍真伪

古籍辨伪是古籍整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文章用例举的方法总结了几种辨伪的方法，并指出从作品本身所包含的信息去辨伪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

论中国文献辨伪方法建设的基本方向

中国文献辨伪方法建设近百年来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在逻辑的严谨性、体系的完整性以及对辨伪客体的适用性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缺陷。文章以疑古派和出土文献派文献辨伪方法为例,总结现当代中国文献辨伪方法,分析中国文献辨伪方法的成就和局限,提出中国文献辨伪方法建设的基本思路,勾勒中国文献辨伪方法体系的基本框架。

张心澂和郑良树的辨伪成就

张心澂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辨伪学家,受顾颉刚《古史辨》的影响编纂《伪书通考》一书。该书主要是汇集宋濂、胡应麟、姚际恒等前人的辨伪成果,其编纂大致始于1926年,完稿于1937年,商务印书馆初版于1939年。《伪书通考》所辨之书共1,105部,以数量衡之,确实是规模很大的一部辨伪专书。郑良树因之作了一部《续伪书通考》,续编则起于1940年,止于20世纪80年代初。两书体例大致相同。郑氏还有一部辨伪学理论专著《古籍辨伪学》,很有新意,值得一读。

古书作伪原因考

中国古籍浩如烟海,极为丰富。但“一分真伪,而古书去其半”。（张之洞《?轩语》）这一估计虽不尽确凿,但也并非毫无根据。尤其是我国古代典籍曾经历众多的天灾人祸,失传甚多,难免为后世的有意作伪和失误致伪以空隙。古籍中的真伪难辨,不仅搞乱了历史真相,也给我们科学地利用古籍造成了许多混乱。郭沫若曾指出:“研究中国古代史,大家最感着痛苦的是,仅有的一些材料却都是真伪难分,时代混沌,不能做真正的科学研究的素材。”（《十批判书》）因此,辨别古籍的真伪十分重要。尤其就我国目前古籍辨伪情况看,已辨古籍只有千余部,这与卷帙浩繁的古籍总数相较,可谓微不足道。许多古籍,尚待我们深入研究,加以辨识,以恢复其本来面目。 要辨识伪书,首先的是要了解伪书产生的原因。 伪书产生有其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从性质上分,又分有意作伪和误断致伪二类。 有意作伪可分以下几种: 一、借古重说 我国古代的知识分子,相当一部分人存在崇古贱今的观念,并且好古成癖。《淮南子:修务训》里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以来,因而贵之。为学者蔽干论而尊其所闻。

古籍辨伪私议——有关古籍整理研究的若干问题之四

每个古籍整理工作者必须认真对待、熟练掌握辨别古书真伪的知识。因为一切古籍都有与历史交扼的现象,不了解这些交扼则其真伪时时相干扰,然则读误书伪书既毫无意义,而整理误书伪书更是加重罪恶,对文化是一种诬蔑,所以辨伪成了自古以来便为学术界重视的事。自向、歆父子至颜之推,到宋以后的王柏、郑樵、王应麟、高似孙、陈振孙、杨慎、胡应麟等人尤善为之。清人全祖望、阎若璩、万斯大、斯同兄弟、黄宗羲、顾亭林、姚际恒、章学诚、王鸣盛、钱大昕、俞正燮等人都各有著作,直到现代不衰。

旧题王僧虔《笔意赞》的版本源流与辨伪

旧题王僧虔《笔意赞》是伪作赝鼎。从版本流传来看,直到元代苏霖《书法钩玄》才把《笔意赞》与王僧虔联系,而此前钞录全文的《墨薮》与《书苑菁华》以及诸书征引,均与王僧虔无关。至明清,由于王世贞撰著《古今法书苑》和《王氏书苑》、清初作《古今图书集成》、《佩文斋书画谱》、汪汝瑮校刻《书苑菁华》之后,虽来源各有差别,但大致都可以追溯到苏霖,"王僧虔撰著《笔意赞》"之说几成定案,实不足据。《笔意赞》其实展现了开元以后的书法界对神彩论的共识,神彩论源于张怀瓘。当前书坛多据《笔意赞》将"神彩论"推溯至南齐,认为是王僧虔的发现,实据伪书申演,结论不能成立。

《四書備考》成書與流變考論

《千頃堂書目》《明史·藝文志》《四庫全書總目》等古籍書目以及今人論著,都記載陳仁錫編有《四書備考》一書。事實上,此書最初爲其二弟陳義錫纂輯,命名《四書考》;後來義錫病逝,陳仁錫將書稿交由三弟禮錫、四弟智錫增補成《四書備考》。其本人未曾參與實質性的編輯工作,但書坊僞托其名,從而誤導了後世學者。此書四處抄撮綴合,其内容主要源於《四書徵》和《詮次四書翼考》,體例上並無創新之處。但勝在廣博,一經刊刻便風靡海内,並相繼出現多種改編本。

王国维先生之《竹书纪年》研究平议

《竹书纪年》是成书于战国后期、由魏人所编纂的通代编年体史书,叙事上起夏商,下迄魏襄王二十年(-299),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原书西晋初年出土,经过多次整理,曾有多种不同的整理本。在后世的流传过程中,其书或隐或显;前人引用,文字也颇多异同。清代以后,学者们开始怀疑世传《竹书纪年》已非汲冢原书,而是明人伪造。清道光中,朱右曾开始从古书中辑录《竹书纪年》文字,编为《汲冢纪年存真》,以与世传之本相区别,后人称之为"古本《竹书纪年》",而世传之本,则被称为"今本《竹书纪年》"。1917年,王国维先生对朱书进行校证,出版了《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同时,为了证明世传之本为伪书,又作《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王国维先生关于《竹书纪年》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被当作古籍辨伪的典型案例,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大影响。重新梳理《竹书纪年》的整理与流传情况以及对王国维先生的研究进行讨论,是一件颇具文献学意义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