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藏文文献中གབོག(gog)、གབོག་ཡུལི(gog yul)、ཀབོག(kog)、ཀབོག་ཡུལི(kog yul)四地名新考

གབོག(gog)、གབོག་ཡུལི(gog yul)、ཀབོག(kog)、ཀབོག་ཡུལི(kog yul)是敦煌古藏文写卷Or.8212(187)《大事纪年》和P.T.1287《赞普传记》中记载的四个重要地名,其中གབོག这一地名还出现在了瓦罕走廊的古藏文石刻上。自上世纪四十年代起,已有数十位东西方学者对这四个地名做过探讨,然而它们具体所指至今仍莫衷一是。通过考释གབོག、གབོག་ཡུལི、ཀབོག、ཀབོག་ཡུལི在不同语境和上下文中的具体所指,认为瓦罕走廊石刻上的gog,Or.8212(187)第4/10/20行中的གབོག、གབོག་ཡུལི、ཀབོག་ཡུལི及P.T.1287第525行单独出现的ཀབོག均指护蜜(瓦罕),属于吐蕃“堆却”(སྟོབོདོ་ཕྱོབོགསེ།,stod phyogs,上部)地区;Or.8212(187)第16行中的ཀབོག为廓州,在吐蕃地理概念中属于多思劢(མདོབོ་སྨོདོ།,mdosmad)地区。

陈庆英先生的敦煌古藏文写卷与吐蕃史研究述论

陈庆英先生治学范围广泛,主要涉及藏传佛教、部落历史与制度等多个领域,是享誉全国的藏学家。先生释读了《斯坦因劫经录》《伯希和劫经录》收录的汉文写卷中夹存的藏文写卷内容,首次翻译并深入分析了P.T.999号写卷;利用碑刻、简牍、敦煌古藏文文献考证出赤德松赞的生平,论述了赞普王权和吐蕃官制,分析了松赞干布河源迎亲等相关史实。

莫高窟第205窟中唐补修新探——以莫高窟第205窟西壁新识读的古藏文祈愿文为中心

借助多光谱紫外成像技术提供的以往肉眼未能发现或辨识的新资料,首次识读和探明莫高窟第205窟西壁的古藏文题记是九世纪前半叶的一篇祈愿文,进而结合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汉文、古藏文文献,考证祈愿文的发愿人为粟特人康进达和来自擦尔龙部落的萨吴,考证祈愿文对应的佛事功德活动就是吐蕃统治时期在第205窟中心佛坛补塑二身天王塑像,使我们对第205窟在中唐时期的补修获得了新的认识。

基于敦煌古藏文语料库的字词属性统计研究

[目的/意义]古藏文字符统计研究能够对机器翻译,以及从海量文本中快速定位核心内容,对情报收集工作有着重要意义。目前,藏文字符统计研究主要依据现代藏文语料库,忽视了古藏文语料库的字符统计研究。[方法/过程]本文以敦煌藏文文献为主,构建了古藏文文献标注语料库。在此基础上,应用python语言设计出古藏文频率统计软件,对古藏文和现代藏文的元音、辅音、藏文音节频次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结果/结论]归纳出古藏文字符的分布特征,以期为古藏文标注语料库构建和藏文文字特征研究提供参考。

敦煌古藏文占卜文书P.T.1047号再译及其相关问题探讨

P.T.1047号写卷是国内外所藏敦煌古藏文文献中,篇幅最长、内容极其丰富且苦涩难懂又涉及吐蕃早期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占卜类文书。文章认为该卜法属于中古苯教卜法,其产生年代很早,是藏族先民创造的非常古老的卜法之一,也是吐蕃王室或上层集团独享的一种占卜术。在其占卜的方式上,学界有木板上掷骰子法、羊胛骨卜法、象雄绳占法等三种不同的观点。但是通过文本研读发现,上述观点均经不起科学的检验,多为猜测或推断。另外,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补偏救弊,翻译P.T.1047号全文的同时,做了必要的注解。

基于语料库的古藏文文献字符统计研究

古藏文字符统计研究能够对机器翻译以及从海量文本中快速定位核心内容、情报收集工作等有着重要意义.目前,藏文字符统计研究主要依据现代藏文语料库.文章以敦煌藏文文献为主,构建了古藏文文献标注语料库.在此基础上,应用python语言设计出古藏文频率统计软件,对古藏文和现代藏文的元音、辅音、藏文数字频次等进行对比分析,归纳出古藏文字符的分布特征,以期为古藏文标注语料库的构建和研究提供参考.

古藏文文献中的Khrom(■)字新解

关于古藏文khrom字的内涵,学界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介于有新材料的发现,该词汇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文章借助《吐蕃兵律》对该词汇做了详细解读,认为该词最原始的含义为“军营”“行军营”。随着吐蕃社会发展,军事活动日益展开,该词的外延不断扩大,尤其在统治敦煌及其后一段时期内,随着与当地人及其他民族间密切的交往交流,使得khrom在这段历史时期内最终演变为“在军事占领区具有行政权和军事权的一级军政合一的统治机构”。

文本解读与历史研究——以古藏文中的词语chu Gang、lta zhig、rje blas为例

古藏文中的chu Gang、lta zhig、rje blas等三个词语,屡次出现在吐蕃时期的石碑文、敦煌文、简牍文等中,在后期的部分《甘珠尔》《丹珠尔》文献中,也以变异或拆解的形式出现多次。通过古藏文学者对此类词语的解读和辨认,解答了chu Gang、lta zhig、rje blas等三个词语的部分含义。但随着文字考古研究的不断深入,古藏文的文化及阐释语境有了更大的拓展,也给研究古藏文的学者们提供了更全面的阐释空间。比如:古藏文chu Gang一词,在吐蕃时期仅用来表达君臣之间的忠信关系,至后宏时期其意义逐渐延伸,可以指称婚姻里的忠诚与信任,因此不能将其单纯地理解为英勇忠良之意;而lta zhi一词的语义不断虚化,逐渐具有了介词和虚词的功能,其所指也因语句搭配而发生变化,一味地将其解释为“他”或“他本人”是不准确的;通过词语考究和语素分析发现,rje dlas一词中的“rje”指的是君王,而“dlas”(藏文dlas后来作slas)则指帐中亲信,因此,rje dlas一词可以用来表达忠诚侍奉君王的一种责任和义务,rje dlas一词的这一含义也被后来的历史叙事所继承,部分教法史在叙述“六大决议法”(bkav gros chen mo)时,常以“保护赞普,不遗余力地侍奉”(rjevi sku vtsho zhing zho sha blar dbul)来扩解rje dlas一词。

藏文文法《三十颂》和《字性组织法》与古藏文音节结构之间的差异研究

公元11世纪前藏文文献中的字母组合规律和语法应用方式,与《三十颂》和《字性组织法》中所提出的文法理论之间有很大差异,主要体现在元音的书写法,介词的使用和前置字的用法等三个方面。鉴于此,当今诸多学者也提出《三十颂》和《字性组织法》两部文法理论成书于12世纪的观点。本文通过搜集大量的古典文献和文法理论典籍,进行透彻地研究和分析,发现藏文第三次厘定时对两部文法要义进行了重新阐述和注释,后期诸多藏文文法理论均以著名学者鄂·罗丹喜饶的《藏文应用字典》中所提出的新的规范要求为依据,对《三十颂》和《字性组织法》要义做了新的阐释和注解,从而形成了11世纪前藏文文献中的字性结构和字母组合规律,与两部经典文法著作中的相关原理不一致的现象。

敦煌古藏文术语“Thong Myig”之含义探析

目前对于敦煌古藏文历史文献中多次出现的关键术语“Thong Myig”一词的解读一致认为是痈疽。但本文通过比较和分析有关历史文献,发现“Thong Myig”是“Thong Myi”别写,也是现代藏文“Thong Mi”,并提出“Thong Myi”不是指一般的凶手,而具有为达到某种目的而暗自进行蓄意谋杀之意。此外,根据法藏古藏文文献P.T1071(《Law of hunting.》)的内容,在吐蕃时期的命价法之中专门列有“Thong Myi”之法,假如,在狩猎等看似平常的场合与活动中发生伤人或谋杀的案件,被害人通过证人及各种渠道获取证据指定某个嫌疑人并以故意伤害、杀人罪的名义起诉,但指定的嫌疑人不承认对方控诉而双方就此发生纠纷,为此本案属于“Thong Myi”之法。至此有关部门(Gtsang Dkar Bcu Gnyis)通过侦查和促使双方发誓的手段判定最终结果。其“Thong Myi”之法包括两大内容;一是成立“Thong Myi”的死刑惩罚;就是被指控的嫌疑人最终成为故意伤害、杀人犯,而且因为最初并没有主动承认犯罪的事实,导致了不拥有任何通过偿付命价而保命生还的余地,而直接判为死刑。二是被冤“Thong Myi”的偿付,是被指控的嫌疑人最终罪名不成立,起诉方要按照“Thong Myi”之法的条款向被指控的嫌疑犯偿付被冤“Thong Myi”的相应金额。

“古藏文文献在线丛刊”卷Ⅱ《古藏文碑铭》

本文简要介绍了日本东京出版的英文本《古藏文碑铭》的刊行情况和主要内容,并对未来古藏文碑铭文献研究提出了预见。

藏族早期民间信仰的形成及佛苯融通和适应——五、六世纪宕昌的家藏苯教古藏文写本

苯教是青藏高原土生土长的本土宗教,也是藏族文化的源泉;苯教文献是古代藏族人民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的辉煌篇章。甘肃宕昌藏族家藏苯教文献,是研究和认识藏族及其文明的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尤其是研究7—9世纪甚至5—6世纪以前藏人的思想、哲学、宗教、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的弥足珍贵的资料,是开掘苯教文化、承续藏族远古文明薪火的重要文本。本文对宕昌家藏苯教写本文书考察和收集进行综合述评,并对苯教渊源考述、佛苯融通及苯教文化的适应谈了自己的观点。

新疆米兰出土的一件古藏文告身考释

本文刊布并汉译了一件出土于南疆米兰的古藏文文书,将其与敦煌文书P.T.107l《狩猎伤人赔偿律》以及藏文历史文献《贤者喜宴》进行对比研究,可见其记录的吐蕃告身种类之多,弥足珍贵,是研究唐代吐蕃职官制度以及藏汉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

吐蕃本教丧葬仪轨研究——敦煌古藏文写卷P.T.1042解读

讨论了敦煌古藏文本教写卷的学术价值,提供了P.T.1042的译文和疑难词语的考释。

关于古藏文写本的研究方法的再探索

文章在海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作者多年的研究心得,提出了15种判定古藏文写本年代的方法:1、写本的物质载体——纸张,2、书写工具笔墨,3、字体的书写形式,4、字体特殊的书写现象,5、书头符、点符、句符,6、特殊构词或古语法现象,7、古词语和词汇互为通用现象,8、书写中的特殊符号,9、写本中的图象、绘画,10、写本的装帧形式及页面的设置,11、页码的标署形式,12、文字厘订原则,13、梵文术语的藏文拼写法,14、写本的抄经、校经者、施主署名,15、写本的题记。

英法藏敦煌古藏文文献与吐蕃早期文化

藏族是我国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建立于中古时期的吐蕃王朝以其创建的古藏文文字,记述了当时藏族的历史、藏族和汉族以及其他民族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往来。现在,通过对英法所藏敦煌古藏文文献的情况分析,综述国际藏学界对吐蕃早期文字与文化的研究成果,评述我国在这方面研究的长处与不足,全面研究、整理、出版现存于英国、法国的敦煌古藏文文献,必将对我国古藏文研究、敦煌学研究、吐蕃社会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新刊西域古藏文写本所见的吐蕃官吏研究

本文根据新刊古藏文写本的内容,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讨论唐代吐蕃经略西域时期的若干重要职官。

简析敦煌古藏文经卷的抄写年代

吐蕃占领敦煌期间,敦煌佛教的发展在历史上达到了鼎盛阶段。除了凿窟、建寺和度僧等兴佛措施外,佛经抄写也达到了空前规模。本文主要从甘藏佛经抄写题记和其他历史资料入手,分析了这批藏经的抄写年代。

甘肃宕昌早期古藏文苯教文献的内容及其特点

苯教是青藏高原日本土宗教,是藏族文化的起源。甘肃宕昌发现的藏族家藏手抄本古藏文苯教文献,是研究藏族原始宗教和文化的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尤其是研究公元7—9世纪乃至公元5—6世纪以前藏人的思想、哲学、宗教、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弥足珍贵的资料。文章对甘肃宕昌发现的早期古藏文苯教文献的内容进行了梳理和分类,并对其特点进行了评述。

敦煌古藏文佛经中的报废经页

为了保全佛教圣地敦煌(时称沙州),吐蕃历史上的第二位赞普墀松德赞曾亲临前线,定下了围而不攻的方略,遂有了和平占领敦煌的结果。为了把敦煌建设成为吐蕃在西北的宗教、文化中心,吐蕃统治者在敦煌大力弘扬佛教。秉承前代赞普的弘佛意愿,吐蕃历史上的第三位赞普墀祖德赞下令在吐蕃所辖河西诸州广泛传抄佛经,仅在826年一年,吐蕃就在敦煌抄写了8部藏文《大般若经》和3部汉文《大般若经》,可见吐蕃统治者在敦煌的弘佛力度和兴佛决心。如此大规模的抄经事业,所产生的副产品之一就是报废经页,本文将就敦煌古藏文佛经中的报废经页,作简单介绍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