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王都与早期古城遗址探讨

成都平原上的考古发现揭示,早在商周时期,古代蜀人已在三星堆建立了古蜀王都,而在此之前或更早的时候就已出现了宝墩文化等早期古城遗址。三星堆古城遗址为我们了解蜀国和殷商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证据,说明地处内陆的蜀国在当时是一个独立发展的富饶繁荣的王国,殷商在青铜时代并不是唯一的文明中心。宝墩等早期古城遗址的发现和比较研究,则显示了中华文明在不同区域发展进程中的不同特点。

古蜀王的金权杖

1986年7月,考古人员在三星堆遗址发现了一号“祭祀坑”,经过20多天的清理,坑里出土了青铜器、玉石器、金器、象牙等文物400多件。其中一件制作精美的金杖最为引人注目,它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故事的主人公。

四川古蜀王文化旅游开发构想——基于景区实地问卷调查分析

古蜀王文化是四川最具本底特色的人文旅游资源,目前尚未得到系统开发。本文深入解读了古蜀王文化的内涵、价值和旅游开发的意义,分析了古蜀王文化旅游资源地域分布的特点,通过实地调查和问卷分析,总结了古蜀王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现状及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了旅游开发的五大思路:全省统筹,形成合力;文化普及,加强宣传;申报世遗,扩大影响;形象化展示,愉悦化体验;城市联动,复兴文化。

古蜀王文化旅游资源的整合与开发

古蜀王文化具有独特性和唯一性,其文化内涵神奇、神秘与神妙,而其核心是治水文化、农耕文化和青铜文化。考古成果表明古蜀王文化的分布主要集中在龙门山中段的山上、山下和成都平原地区。古蜀王文化是一种遍在性旅游资源,其整合开发的意义还没有得到充分认识。本文提出了古蜀王文化旅游资源整合与开发的对策,以期促进古蜀王文化在旅游开发中得到合理利用。

蜀王蚕丛考辨

所谓"三重证据法",就是运用文献、考古与古文字研究三方面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巴蜀文字,就是巴蜀历史研究中的第三重证据。重点考证了第一代蜀王蚕丛的含义。认为古蜀先民得名于"蚕",故曰"蚕丛",与考古发现不符。应用三重证据法考证的结果显示其与"蟾蜍"有关。应是"蟾丛",而不是"蚕丛"。

考古与历史的合证:由蜀地中原青铜礼器演变说古蜀王权更替

商周至战国,蜀地考古发现的中原青铜礼器在形制、组合和功能上均有明显变化。从年代上说,蜀地中原礼器演变可分为三个阶段:商晚期、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其中,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发生了由“尊+罍”向“列罍”的转变,并在功能上由神权祭祀用器变为酒礼器,表明西周时期的蜀,与周的文化交流愈加深入。这同文献记载的蜀参与武王伐纣、成周会盟相暗合。特别是,蜀在成周会盟上献文翰(鱼凫氏象征物)表明西周的蜀为杜宇氏。因此,商周之际蜀地青铜礼器变革,正是杜宇氏代替鱼凫氏的历史表现。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以鼎为核心的楚文化青铜礼器组合取代此前“列罍”的规制,以及楚系文字传入等现象与古蜀史传中开明氏源自荆楚、入蜀后代替杜宇氏的史实相合。

羌族释比经典中古蜀都王的历史疑案考释——兼论长江上游古羌蜀和谐文化

释比经典《泽基格布》中,羌族如波泽基王到达古蜀,《必格溜》中,羌人首领王到蜀都吆神猪,《苦巴米亚》中,羌人到蜀都运铁,《色阿日耶》中,羌族的山神谱系中有古蜀山神,《祖师请》中,羌族大释比祖师在古蜀的巴斯涅朵之地参加祭祀,这些表明释比经典中包含着羌蜀间的战争与和平,商贸与开发,睦邻与共处的多重史影与信息,隐含着远古羌蜀间历史中的重大疑案,这对于我们研究羌族文化与古蜀文化的原貌与文化变异,继承羌蜀间和谐美好的精神文脉,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走进广汉

走进广汉,我就走进了三星伴月的梦幻。那精美绝伦的许多国宝重器,神秘怪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