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尧《古赋辨体》的辨体理论体系

祝尧《古赋辨体》之辨体批评思想丰富,理论体系完整。大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辨赋体之源流正变。二、鲜明的文体分类观和赋学发展史。三、以复古为宗旨的辨体目的和以六义为一贯的辨体方法。四、以情辞理味和丽则丽淫为辨体批评的标准原则。五、辨析历代赋作之优劣高下,从而为学者树立旗帜榜样等。祝尧辨体批评思想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又有所创获,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祝尧《古赋辨体》的汉赋观

祝尧《古赋辨体》对于汉赋的认识 ,包括赋之文体及渊源论、汉赋价值论、汉赋艺术结构论、汉赋作家作品论凡四个方面。这些观点都贯穿于该书的汉赋序论和赋作解题之中 ,论述时各有侧重而又互相呼应 ,观点鲜明而又论证细密 ,纵横开阖 ,声情并茂 ,极富思辩色彩与逻辑力量。《古赋辨体》

论《古赋辨体》的“情统观”

元代祝尧的《古赋辨体》是赋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重点,祝尧有感于前代辞赋创作"情感缺失"的弊端,提出了"以情为主"的赋学思想。在此基础上,他并不偏废"理"的作用,而是强调"以理辅情"并达到"情理兼胜"。而且,他也顾及到辞赋作品的文学性,系统辨析"情"、"理"、"辞"三者的关系。可以说,这是对辞赋"情感"理论的一次总结,并成为元、明、清三代讨论最多的赋学理论问题之一。

从《古赋辨体》看祝尧的骈文观

祝尧在其《古赋辨体》一书中对赋体的骈化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书中一方面表现出他反对文体骈化、单纯师古的保守和偏见,但是另一方面,他对赋体总体骈化过程的描述,以及对各个历史时段骈文发展状况的介绍和概括还是比较客观的,对各个时期骈文作家和作品的评价和分析也有可取之处。所以,他的骈文批评不容忽视。

《全唐文》补辑杜甫赋甄辨

《全唐文》补辑杜甫赋甄辨徐希平天宝十载（７５１）杜甫在长安献三大礼赋，大获成功。“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新唐书·杜甫传》）其后虽未得官，但这不寻常的际遇令他十分自豪，念叨不已，离京时作《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诗道：“气冲星象表，...

回顾与前瞻:金元辞赋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学者开始重视金元两代辞赋研究,包括对金元辞赋的总体研究、个案研究,以《古赋辨体》为中心的研究,辞赋与赋论文献整理,赋学史与文学史中的金元辞赋书写,金元科举试赋制度研究等。在文献整理与编撰、赋史书写、赋论、赋集、科举与试赋等专题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但仍有值得开掘的空间,如金元辞赋中蕴含的文化与社会意义以及辞赋本身的文学研究(包括语词、音韵、主题、文学接受、艺术手法、文学价值等内容),是金元文学研究的宝库。金元辞赋研究存在的问题也较多,主要涉及没有系统的赋论文献资料整理、辞赋研究不均衡也不成体系、研究方法和思路不新颖等方面。未来需要继续加强金元辞赋文献资料的整理和校注,在赋论文献基础上构建金元辞赋理论框架,继续加强金元辞赋的文化史考察,建立更加系统的金元辞赋研究体系。对于金元辞赋研究的系统回顾,有助于理解当下金元辞赋研究所取得的进展和存在的问题,对金元辞赋的进一步研究也有纠偏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清雄奔放李白文

“白也诗无敌”。李白是以诗名家的,在盛大诗名的掩盖下,李白的文章却鲜为人重视。李白的《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桃李园”,王琦注本作“桃花园”)、《上韩荆州书》两篇文章,由于被《古文观止》选录,广被流传,家喻户晓,是大家公认的名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已成为脍炙人口的熟语。但李白其他的文章,就少为人知了。李白的作品专集,如南宋杨齐贤注《李翰林集》。元朝萧士赟补注《分类补注李太白集》,明朝胡震亨注《李诗通》,这三家都只注李白诗,置李白文于不顾;

铁崖赋考论

杨维桢(1296——1370),字廉夫,号铁崖,浙江诸暨人。元末明初文坛领袖。宋濂曾为他作《墓志铭》说:“元之中世,有文章钜公,起于浙河之间,曰铁崖君,声光殷殷,摩戛霄汉,吴越诸生多归之。殆犹山之宗岱,河之走海,如是者四十余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说他“以诗文奇逸凌跨一时”。这里还要指出,杨维桢也是一位辞赋大师,并且他最先是以辞赋名世,他最早梓行的作品就是赋集《丽则遗音》,只是由于后来被推尊为“

论潘岳抒情赋的艺术特色

潘岳赋现存二十四篇,其中半数已残。除《射雉赋》、《藉田赋》、《西征赋》三篇大赋体制的赋外,大致可以分二类。一为抒情赋,为《秋兴赋》、《寡妇赋》、《怀旧赋》、《哀永逝文》、《悼亡赋》、《闲居赋》等六篇;一为咏物赋,其中《萤火赋》颇为后世称道。《藉田赋》、《西征赋》也为六朝名作。在今天看来,潘岳赋中成就最高的,还是他的抒情赋。

中国辞赋流变全程考察

本文立足文体“流变”,全程考察中国辞赋文学二千余年历史,以明辨其兴于诗而亡于诗的盛衰嬗递。在演变过程中,“以诗为赋”和“以文为赋”创作现象的交叉出现,构成辞赋艺术发展史的一条重要线索。辞赋文学自战国初成,历经两汉、晋唐、两宋、元明迄清的几个阶段,恰恰形成由先秦到晋唐诗的散化到赋的诗化、汉大赋经晋唐以诗为赋到宋代以文为赋、晋唐经宋代以文为赋再到元明赋家仿骚复古的三大演进圈。而辞赋艺术自身的演进发展,又不仅契合于中国古代文学思潮,而且与辞赋所表现之文化气象,以及历史上“献赋”“考赋”制度关系甚密,并由此显示出辞赋在各个时代既相承又异趣的艺术风貌。

唐宋元赋学论

唐、宋、元三代是中国赋学史上的低潮期,研究赋的学者及其成果均不多,但对赋的认识评价曾出现褒贬两种不同意见。由于唐代科举考试需要,唐宋两代出现过专谈律赋创作声韵格律的赋格书。元代问世的祝尧《古赋辨体》是中国赋学史上一部很有价值的赋学代表著作,该书辨析古赋体制源流、评注历代赋家赋作,值得引起赋学研究者的重视。

论元代科举与辞赋

论元代科举与辞赋黄仁生科举与文学的关系，近十多年来已经开始在学术界受到重视，并且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①。其原因不仅在于自隋唐以降封建文人士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感情形态多与科举有关，还在于科举考试的科目内容曾与文学结下过不解之缘，时文所尚，往往会或...

论小品赋

论小品赋许结“小品”一词初指佛经节本①，用于文学领域始自晚明文士将短篇杂记冠以小品之名。近人钱穆撰《中国文学中的散文小品》，则越名求实，以为散文小品应远溯《论语》，并列举历世佳章，以短篇而富文学情味者衡之。中国辞赋文学素因楚骚长篇、汉赋巨制之规定，古...

“六义”入赋:“赋兼六义”说的形成和新变

"赋兼六义"说是元代祝尧借鉴宋代《诗经》和《楚辞》的研究心得,在"诗兼六义"、"六义入骚"诸说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其意义是使"六义"进入赋学批评,从而成为后世尊体的取径、批评的范式。祝尧对"六义"的界定既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又结合赋体文学的实际创作情况,然而不免有含混之嫌,但也由此制造出赋体文学"六义错综"的效果。"赋兼六义"说不仅为后世所借鉴,而且也呈现出诸种变相。一方面,清代"赋兼比兴"说更加凸显了赋体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赋中"风雅颂"之义的判断也多从体类风格、篇章主题切入,而非朱熹、祝尧所提倡的讽咏涵濡法。

“诗仙”本是楚狂人

李白是公认的,继屈原之后我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称为"诗仙"。这是与他在楚地漫长的游历过程分不开的。在楚国的生活经历使李白深受楚文化的启发,继承了屈原的奇幻瑰丽的想象力,以及庄子不受约束的逍遥观。一、老庄思想的影响"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渡荆门送别》)

魏晋六朝辞赋题辞(二)

《幽思赋》抒情小赋名篇。曹魏曹植作。《艺文类聚》、《曹子建集》、《全三国文》等见载。《幽思赋》是曹植后期的优秀赋作。据《三国志·魏书·陈思王传》云:“文帝即王位,诛丁仪、丁(?)并其男口……(太和)二年,植常自愤怨,抱利器而无所施,上疏求自试。(六年)……其二月……植每欲求别见独谈,论及时政,幸冀试用,终不能得。”又云:“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无欢。”曹丕还派监国监视其行动。兄死侄睿又为帝,情况依然如此。老母病逝后,更失去保障。受封陈王后,又“连遇瘠土,衣食不继”(《迁都赋序》),“块然守空,饥寒备尝。”(《社颂序》)《幽思赋》便在此种境遇下写出。全赋写曹植在遭受政治上的迫害、生活上的冷落后所产生的孤独和痛苦,倾吐了内心郁积非笔墨所能传写的悲愤;透示出当时环境的险恶和世风的污浊。全赋以比兴、暗示、情寄景、景融情的手法,委婉隐晦地传达出深广的“幽思”——被压抑的苦闷,达到了“情之所在,索之而愈深,穷之而愈妙”(元祝尧《古赋辨体》卷5“三国六朝体”注)的地步。沈约认为“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这最后一变的领袖即是“建安之雄”的曹植。因为曹植的赋“以气质为体,标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时之士,各相慕习。”(《宋书·谢灵运传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