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转向与社区赋权:台湾古迹保存的演变与经验

在解严以前,受制于特定政经条件约束下的台湾古迹保存始终踯躅不前,直至1990年代以来,地域文化复兴与古迹保存在台湾逐渐受到重视,古迹保存也日趋成熟,并展现了丰富的活力。本文通过对台湾地区古迹保存发展演变和政策转向的剖析,分析了在社区总体营造脉络下社团和民间力量的加入,对于台湾的古迹保存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促使古迹保存理念和政策发生实质性的转变,为古迹保存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而开启了台湾古迹保存的新纪元,其对大陆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容积移转与古迹保存

以美、日两国实施容积移转的运作经验，提出台湾地区容积制度设计的初步设想。

台湾古迹保存的发展与地方意识论述

结合相关法律与政策的变迁,梳理了台湾古迹保存的历史与现状,指出其与台湾社会地方意识论述的关系,并分别站在公共部门、社会群体及普通民众的角度,借由台北市老旧城区万华区内的数个案例,阐述了现今台湾的古迹保存作为官方的文化治理策略、社会的公共性议题及居民的场所记忆所呈现出的多样面貌。

我国文物保护法制化的发端——论清末《保存古迹推广办法》及其历史作用

法律作为一种制度,是社会观念发展的结果。在我国历史上,文物观念曾几经变迁,文物法规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近代之前,文物多被赋予不同程度的政治意义,文物观念落后、缺乏文物保护意识,加之文物保护法规几近空白,导致鸦片战争以来我国文物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和流失。与此同时,在西方近代文明的影响下,人们对文物价值逐渐有了正确认识,意识到保护文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借鉴文物保护国际公约和他国文物保护法规的基础上,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物保护法规——《保存古迹推广办法》由此诞生,开启了我国文物保护的法制化历程。

市民认同、地区发展与都市保存：迪化街个案分析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藉由迪化街保存争议过程之分析，来探讨古蹟保存在台北全球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社会意义。本研究指出，迪化街的争议过程为台北市提供了一个公共领域，让各种对都市未来不同的想像与愿景得以浮现，各种价值观与都市意义得以被公开讨论，这对於建构一个开放的市民社会有相当正面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迪化街保存的争议不再是一个「文化保存」对抗「资本积累」的都市斗争，而是一个在新历史社会脉络中，为旧都市形式探索、选择与协商其未来可能意义的政治过程。

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法制建设史回眸

本文按照历史演进过程,全面回顾并梳理了20世纪初至今100余年来,我国有关古迹和古物保存、文物保护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法制建设的历史。如今,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已经成为国际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遗产保护观念和行动上日益与国际接轨。

近现代城市规划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进入近代社会以来，中国自上而下的新政变革所带来城镇自治等近代市政改革，本文对近代城市管理制度的近代化和西化历程进行了回溯与梳理，围绕传统城市的市政管理制度变革和城市形态的近代化变容，古物古迹保存相关法规制度建设，以及与城墙拆留密切相关的近代都市计划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最后通过对《市政全书》所反映的西方现代规划的引入，以及孙科等历史人物在近代的市政规划实践等史实钩沉，阐述近代城市规划史研究的重要现实意义。

清末民政部与近代文物保护事业——兼及主事尚秉和之功迹

光绪三十二年,清政府进行大规模中央官制改革,民政部的设立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民政部是清政府首次设立的专门统筹管理民政事务的机构,其职掌包括全国古迹的保存,具体由营缮司存古科负责。民政部主事尚秉和是存古科掌稿,是相关规章制度的拟定者。在民政部的推动下,清廷先后颁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民政统计表等,其中都有保存古迹的内容。宣统元年,民政部更是制定了专门的保存古迹推广办法章程,包括调查事项6条和保存事项5条,成为各省保护古迹工作的指导。此时,各地开始执行古迹保护政策,取得了一些成绩,尤其是东南江浙一带。清末民政部制定的保护古迹规章制度在近代文物保护事业中有着重要地位,尤其对民国时期文物保护事业产生了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