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时期白话的转折与渐进——以《大学直解》《四书章句集注》《四书集注直解》(大学)词语比较为例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许衡《大学直解》、张居正《四书集注直解》都曾对《大学》进行过解读,因他们分处于南宋、元、明三个不同的朝代,通过对这三部书《大学》篇所用词语异文的比较,能够直观地反映汉语词汇的发展变化,特别是文白词语的替代与转换,并借以观察一定历史时期内文白转型的趋势。

杨廷理诗词之句后“注”是珍贵的文献资料

广西柳州名人杨廷理 ,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的“开兰名宦”。他一生曾先后到过福建、新疆、台湾等地任职 ,所到之处 ,细心观察 ,将一生之经历、仕途、交游、感受全部用诗词的形式予以记载。其诗后还附有大量的注语 ,或注天文地理、或记身边之人和事、或引古代文人之诗句、或释所见之风土民情 ,内容广泛。其诗注不独为其学识广博之反映 ,而且为后人研究历史地理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宋刻施顾注苏诗补正

南宋施元之、顾禧、施宿三人合注的《注东坡先生诗》(后世简称“施顾注苏诗”)是今存最早的苏轼诗集编年注本。施顾注的学术价值无论怎么推许都不算过誉,但存在明显问题,需要进行补正,方可使全书更为完备。具体问题有三:第一,今所存者皆为残本。即使将海内外所存的四个残本合在一起仍缺六卷,另有两卷虽存,但残损近一半。故首先需要对所缺的六卷,残缺的两卷进行补辑;第二,施顾注的句注,注虽规范、严谨,基本都包含作者、出处、引文等基本信息,但是这三部分内容,几乎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错误,故需要逐条核实;第三,该注编年完全沿用宋刊《东坡集》《后集》顺序,施宿虽以题左注和另作年谱形式对舛误者进行驳正,但失考者仍很多,需要继续对编年问题作进一步的补正。

《文公朱先生武夷棹歌注》注者及成书新考

《文公朱先生武夷棹歌注》由句中注和诗后注两个部分组成。诗后注出自陈普之手,而句中注则成分复杂,非陈普所为。《文公朱先生武夷棹歌注》的句中注主要来自蔡正孙《唐宋千家联珠诗格》对所选录的七首《武夷棹歌》所作的注评,而将其编入《文公朱先生武夷棹歌注》的并非元人刘概,实际上是15至19世纪间的朝鲜文人。编者不仅将《联珠诗格》的注评一一置于相应诗句之下,而且,还进行了文字的校勘,注出了五条异文。之所以能确定这种"合编"出自朝鲜文人之手,是因为其所用《联珠诗格》版本是朝鲜徐居正等人所作的增注本,在"编入"的过程中录入了两条增注的注文。

《西门豹治邺》难句管见

一、为具牛酒饭食 “为具牛酒饭食”句,课本中只注“牛酒”为“牛肉和酒”。对“牛酒”这样解释,愚以为不太贴切;为谁办“牛酒饭食”语文课本亦未注明。 先谈“牛酒饭食”,我认为这四个字要联起来讲,解释为“盛大筵宴。牛酒,杀牛置酒,代丰盛的佳肴,”这样讲可以切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论周必大诗歌自注

大量添加自注,是周必大诗歌在组成形态上极为引人侧目的地方。周必大的自注包括题下注和句中注两个部分,但两个部分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在几乎所有的诗歌题下,周必大都注出了写作时间;在约35%的诗歌中,周必大添加了句中自注。句中自注由常规内容和非常规内容组成。常规内容主要是背景注释,这在宋人诗中是较为普遍的;非常规内容则包括对句中语言承袭化用前人之处的揭示、对构思过程进行的拆解和说明、考辨地理名物发表诗学评论三个方面,这些是句中注最有特色也是最具探讨价值的地方。题下自注的设置,与周必大的文献整理经验息息相关;句中自注的大量出现,离不开其对诗歌自注的高度且自觉的重视,同时也与其对江西诗学的亲近和接受的态度有关。

怎样指导学生读注解

在语文学习中,认真地指导学生阅读注解,对培养他们的自学能力是大有益处的。一般在读完课文之后,视文中的注解多少,可用几分钟或十几分钟进行这方面的训练。读注解分为础步:自读、自析、自注。第一步自读。先要求学生通读文中的全部注解,看看一共有多少个。弄清哪些注解介绍了课文的出处、写作背景、者作的简单情况,哪些注解与课文三主题思想、写作特点有关,重点的词句、引文是怎的解释的等等。通过自读学生对课文的基本内容就有了初步的认识。第二步自析。先要学生运用学过的基样知识为注解分类。语文教材中的注解一般包括:题解、名词注、动词注、形容词注、专有名词注、生字难字注、字的变音变形注、成语短句注、引(?)诗文注等等。分出类别之后,再引导学生考虑分析注解的注法和解法。其中有些是全注,有些不全注,有些只注不解,有些则既注又解。通过辨别分析,学生对有些注解还会进一步查阅资料,去证实,一旦发现问题就会产生质疑,这对形成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是十分有利的。第三步自注。自读自析完了之后,教师可另选一些类似的篇目,让学生课后自注。这样学生自然就会去查工具书和有关资料,为新篇目作注。学生有兴趣,也锻炼了他们的自学能力。例如,读《记念刘和珍君》一文的注解。

谈职高语文教材文言文注释的原则

职高语文教学中,文言文教学一直困扰着广大师生,笔者通过自己的实际教学发现,在提供读与教的课本中往往忽略职高生的特点和需求,尤其在最重要的注释这一环没有注重培养他们的自我理解能力和思考能力,延续传统的普高模式,影响了职高生文言文的学习。本文针对文言文注释浅谈几点原则,以培养学生对文言文的兴趣。

浅谈高职语文教材文言文的注释原则

高职语文教学中,文言文教学一直困扰着广大师生,笔者通过自己的实际教学发现,在提供读与教的课本中往往忽略学生的特点和需求,尤其在最重要的注释这一环节没有注重培养他们的自我理解能力和思考能力,延续传统的模式,影响了高职学生的文言文学习。本文针对文言文注释浅谈几点原则,以培养学生对文言文的兴趣。

王文清《儀禮分節句讀》析論

王文清曾任三禮館纂修官,分纂《欽定禮記義疏》八十二卷近半篇目,《四庫總目提要》甚至將其《儀禮分節句讀》與張爾岐《儀禮鄭注句讀》相提並論。然而《儀禮分節句讀》一書流傳甚稀,世人無從窺見王文清《儀禮》學之究竟。今通讀吉林省社科院藏乾隆十三年刻本,可知王氏此書是爲"初學便讀"而作,重在分節、句讀。王氏《凡例》中稱"悉遵用"朱熹《通解》之分節,但其分節實則採自宋楊復《儀禮圖》、黄榦《儀禮經傳通解續》。其句讀則準確、細密,有勝於張爾岐《儀禮鄭注句讀》處。王氏書雖發明有限,但分節選取得當,句讀平順,是一部高水平的入門讀本。且王氏較早認識到分節對《儀禮》的重要性,頗具卓識。全書體現出輕義理、重章句的學術取向,在以"遵朱"爲主要基調的乾隆初年尤顯寶貴。

儀節劃分與張爾岐《儀禮鄭注句讀》的學術價值——兼及清初學術轉向的再討論

儀節劃分是張爾岐《儀禮鄭注句讀》的核心任務,張爾岐分節在參考賈公彦《儀禮疏》的基礎上進行了全新創造,其分節在精密度、系統性上超越了賈公彦、朱熹、敖繼公等前代分節,在朱熹之後構建了《儀禮》分節的新範式。然而張爾岐分節亦存在儀節缺失、誤解經文等疏漏,難稱完善。《句讀》撰作之初應者寥寥,直到乾隆初期詔開三禮館、廣徵本朝經説,《句讀》才得以進呈、刊刻並成爲學術由理學轉向樸學的重要推力。討論《句讀》與清初學術轉向時,理應充分認識《句讀》的優長與學術史意義,但不宜高估《句讀》的學術價值,亦不可忽視清廷稽古右文政策對學術轉向的巨大影響。

经典诠释与道统建构——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序说的道统论

孔子在整理《六经》的同时为之作《传》《记》《序》,而建构了从尧舜到周公的道统脉络。同样,朱熹也是通过结集《四书》并分别为之作序,重新建构从孔孟到程朱的道统谱系,最终完成了宋学的道统论。在《四书集注》诸序中,朱熹集中表达了他结集、诠释《四书》而重建道统的思想追求,推动了宋代道统论思想的成型。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的诸序中,从经典文本、人物谱系、思想内涵三个方面,全面而系统地完成了新儒家道统论的重建。

《离骚》辨义

1《离骚》是《楚辞》中的代表作,其影响深远,流誉无极,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然而,就是这样一部不朽的杰作,人们对它命题的含义却颇多争议。这些争议持续了千百年,至今仍未有一公认的结论。题目是一部文学作品灵魂之所在,如果连题意也未弄清,势必对研究工作带来消极影响。可见,探求《离骚》篇题的真正含义,同时排除各种无谓的歧义,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诸家对“离骚”二字的不同解释,依时间先后,主要有下列几种: 一、“离骚”犹“离忧”说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离骚者,犹离忧也。”二字之中,司马迁以“忧”释“骚”,于“离”字则未加解释。依《史记》惯例,可知司马迁当时,“离”

民族关系与边郡演变——以战国至北朝的雁门郡为例

赵武灵王二十六年(前300年)于今山西高原的北端设立了雁门郡。雁门郡一带民族关系复杂,北临强敌又有险可守,军事战略价值显著。一般而言,政治过程在行政区划变迁史上起着决定性作用。在考订战国至北朝雁门郡的辖境、治所等要素变迁的基础上,认为在影响雁门郡之类边郡变迁的诸多要素中,民族关系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政治过程。战国迄北朝,雁门郡的辖境渐趋南移缩小,治所也一路向南迁徙,与匈奴的南下袭扰、拓跋鲜卑的南迁有直接关系。

论战国秦汉时期代地的历史文化地位——以交通史为视角的考察

战国秦汉时期"代地"区域概念的形成与其重要的交通战略地位密切相关。战国赵"灭中山"而"代道大通",代地开始形成较为完善的交通体系,"九门"代王城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物化缩影。在代地南向中原河东、河北的交通路线上,"句注""飞狐"成为战略要冲,前者甚至列入天下闻名的"九塞"。战国代地东西向交通道路成为著名的秦汉"北边道"的中段,对于翼护中原内地社会、北方民族关系走势发挥关键作用。代地是遭受游牧民族"寇掠"最为频繁的"北边"区域之一,也是汉族军队出塞的重要基地,这都与代地北向的民族交通格局紧密相关,由代地出塞至少存在"代—无穷—翰海""代—颓当城—单于庭"两条干道。对战国秦汉时期的代地进行交通史视阈下的解读,或可为其历史上的文化定位提供切实帮助。

屈赋词义漫谈

我从离骚、九歌和九章等屈原的作品搞出下列十多组诗句;每一组包括一句、两句到四句不等。对这些诗句的解释我阐述自己的看法,是由于我对别人对诗句中某些词的解释多少不能同意。 一、余既不难乎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 王逸针对头句注:言我竭忠见过,非难与君离别也。以难字注难字,今人容易误会为难易之难。头句和《左传》成公二年“人不难以死免其君”的“难”字语法功能相同。因为都以动词为宾语,所以应读去声,词义同患,也可解作惮字;而王逸在“岂余身之惮殃兮”下,便是以难字注惮,和《释名》以惮释难形成转注。不怕离开朝廷,也就是不贪恋富贵爵禄,含义自然是深刻的。而难易的难常用在动词或动宾词组之后,如“行易知难”、“行路难”,与此完全不同。

烽火台小释

《史记·匈奴列传》称:“文帝时入代、句注边,烽火通于甘泉、长安”,汉代用以传边警、通消息的烽燧制度已很完备,边境发现紧急情况,不仅通过烽燧传递消息与邻近州郡,且能通达中央。烽燧台址还有“烽火台”,“墩台”、“烽堠”、“狼烟台”等不同名称,其形式、使用方法须靠实地考察证明古籍所言。烽燧两词连用。

试论张尔岐的《仪礼》诠释特色及其成就

在清初礼学的复兴运动中,张尔岐所著《仪礼郑注句读》在对《仪礼》的整体把握乃至局部礼仪的研究、治礼方法的探索等方面,都具有自身的独到认知和特色,创见良多。将张尔岐的《仪礼》诠释置身于清初礼经诠释史的背景下进行观照,发掘万氏礼经研习的学术取向、注释体例和诠释特色,以及礼经诠释的校勘、辨伪情况,不仅有助于认知张尔岐礼经学的实际价值和贡献,更有助于重构与还原清代礼学研究的真实面貌。

顾炎武与张尔歧

顾炎武,与他同时诸大学者相较,有其自已的独特点,那就是,他在他的乡土以外一些遥远地区里,搞文化交流。这一点,很像春秋时候的季札。黄宗羲在浙东,王夫之在湘西,向外扩散影响并吸收新资料的作用,都比不上顾。顾自45岁由江东到北方来,在齐、燕、晋、秦间往来二十四、五年,与这些地区中的文化人进行切磋,给予他们一些什么;也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什么。在山东他与掖县的任唐臣新城的徐夜,邹平的马骕,章邱的张光锲,长山的刘孔怀,济阳的张尔岐,德州的程先贞、李源……等人,缔结了友谊,交流了学术。

《蒿庵集》《蒿庵集捃逸》整理简记

《蒿庵集》《蒿庵集》3卷,是明清之际的经学家张尔岐的一部诗文集,收文72篇,铭1篇,诗13首,词2首.全书约94000字.张尔岐(1612—1678),字稷若,山东济阳人.明诸生.父殁,取《诗·小雅·蓼莪》之义,号“蒿庵”以志痛.入清后弃举子业,绝意仕进.交遊多敦品笃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