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出土文献为据再论召公不是文王之子——兼与张懋镕商榷青铜器上的“日名”与“族徽”问题

学术界的传统观点认为召公是文王之子,与周公为兄弟。但是,研究周代历史比较可靠的传世文献,不能为召公为文王之子提供可靠的文字依据;出土的有关召公家族的青铜器上所见"日名"与"族徽"符号,表明召公家族属于殷商文化圈而非姬周文化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综合证明,召公在周初分封赏赐活动中,被排除在宝物赏赐之列。综合权衡,召公不是文王之子,其真实身份应当是周初开国之异族功臣。

西周金文与召公身世之考证

召公奭是商末周初著名历史人物之一,然而关于他的身世,却是自汉以降二千多年来学界颇有争议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召公奭是周文王的儿子,而另一种观点却认为召公奭仅是“周之支族”,与周王室的血缘关系较远。本文通过对相关古典文献资料的梳理、分析,特别是通过对西周燕召铜器铭文中“日名之制”的分析,认为召公奭并非如某些文献所言为周文王子,困为“日名之制’是殷人使用的制度,周王室是不采用的,召公氏族虽与姬周同姓却是“周之支族”,此族本与姬周本支同居西土,后从本支分离出来迁居于东方“召”地,“召”随后演变为此姬周别支之氏族名、国名。

论召公封燕及其对燕文化的影响

召公封燕及其这一问题的研究是燕国历史和燕文化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根据大量考古资料,主要是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和一大批青铜器铭文的发现,结合史籍的有关记载,特别是北京琉璃河考古发掘的成果,可以确定,西周燕国的建立是在商代子姓燕国的基础上建立的,西周燕国的历史始于召公奭之封,地点在北京琉璃河董家林古城,时间在公元前1042年。召公封燕的确定对燕国历史和燕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召公与周初政治

周初政局 ,内忧外患。文王之子召公在周公的劝说下 ,积极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同周公一起 ,平灭三监叛乱 ,挽救了即将倾覆的周王朝 ;南征江汉 ,经营了周的南国 ;负责营建东都洛邑 ;提出了“敬德”“殷鉴”思想 ;扶立康王继位。召公是周初一位重量级的政治人物 ,其历史作用不容忽视 。

论“周召之业”与“周召之治”——兼谈召公在周初的历史地位

周公、召公在武王灭商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武王逝世后,成王年幼即位,周公践阼,行政当国,召公任太保,为周公的助手。周公、召公“分陕而治”、“东征平叛”、“创建成周”、“教导成康艰苦创业”,为周初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促成了“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年不用”的“成康之治”兴盛局面。实际上所谓“成康之治”,就是孔子所赞颂的“周召之治”、“周召之业”和“周召之迹”。

召公的廉政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召公的廉政思想是周初社会转型期总结殷商灭亡的沉痛教训的产物,它继承了前人的廉政思想,并进行了一些创新。召公的廉政思想体现在"爱国"、"保民"、"敬德"等方面。"劳己,不劳民;为民,不扰民"和"得民和"是其思想的精髓之所在,甘棠遗爱是其廉政思想的具体体现。作为廉政之鼻祖,召公的廉政思想是当代人反思借鉴的一面镜子,是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工作的源头活水,对当前的廉政文化建设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讽谏的艺术——学习《谏太宗十思疏》《召公谏厉王弭谤》有感

有人说,21世纪的三大武器是知识、金钱和口才。其实,早在我国古代,就非常注重口才,春秋战国时百家争鸣、说客盈门。《孟子》《战国策》里记载了大量的谈话和辩论。

召公理讼与西周法官理想型--《诗经·行露》新释、解读与今鉴

旧注以《诗经·行露》为守礼女子控诉非礼男子之辞,皆误.实则此诗为男子基于贵族身份提起特殊审判程序,召公受理诉讼作出的判词.全诗意在驳斥男子合法但不合礼的婚姻主张,以此宣示须以“德”统摄政、法乃至一切社会关系.诗中蕴含礼、法矛盾和德位、德礼冲突,恰好彰显理讼者的职责与使命,即不仅要作出判决,也要融贯相冲突的道理、事理、情理、法理,使之和谐.此即周人所塑造的召公式的法官(理官)“理想型”.这一西周的司法实践,可见诸师旂鼎、[亻朕]匜等铭文.《行露》式审判表明,法官的角色远不止是通过作出判决解决纠纷和维持“正义”,更应是理、德与政治正当性的象征.这种设置颇合于当前中国法律环境和民众观念,可为镜鉴.

论召公在我国思想史上的地位

学术界充分肯定了周公在我国思想史上的地位,而召公则被忽视。其实,召公对我国思想史发展的深远影响,是可与周公媲美的。这表现在召公:就如何对待"天"及发展西周王朝,提出了"天不可信",振兴西周王朝这决定于我——"时我",推进了从神本走向人本的历史进程;提出了处在共同体中的"休(美好)"、"恤(忧患)"矛盾的对立统一,强调防止"休"向"恤"转化,此实为和谐哲学的雏形;提出了"弥性"的性善说和"节性"的性恶说,开启了我国人性论的先导;提出了"敬德保民",以德治国的新思想;提出了要以夏、殷"不敬德"而亡国为鉴。其"不敬德"的内涵集中到一点就是"贪婪腐败"。故以夏、殷为鉴,就是要以其"贪婪腐败"而亡国的教训为鉴,从而揭示了一个国家政治清廉则兴,贪婪腐败则亡的历史规律;召公为政清廉,为民不扰民,以利民便民为务,这既是"敬德保民"思想的身体力行,又是其平民化思想的标志。总之,召公对上述六个方面的论述的深刻性超越了周公,对思想史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杰出贡献,应充分肯定其在我国思想史上的崇高地位。

召公为政思想的当代启示

召公,西周初年的重要历史人物。在辅佐周天子的过程中,召公通过总结历史,并结合当时实际,提出了"敬德"、"勤政"、"保民"等思想,对周初的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为后世所效仿。对于当今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召公的敬德思想启示我们要加强细节修养,以德正民,以德待民;召公的勤政思想启示我们要能够居安思危,节制欲望,勤俭节约;召公的保民思想启示我们要密切联系群众,解决群众实际问题,赢得群众拥护。

论召公思想与墨家学说的渊源及其现实意义

中国学术在春秋战国时代最为繁荣昌盛,在这个时代最为显赫的是儒墨两家。韩非子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孔子号称"祖述三代,宪章文武",墨子崇拜夏禹,自称"非禹之道也,不足为墨",实则都发端周初。孔子发扬当时当政的周公政治思想,形成以尊王攘夷、使民治民为主体的儒家学说,构成了数千年长盛不衰的官方哲学。墨子发扬其时虽为三公之一,但鲜为人知的召公为政思想,形成以兼爱非攻、亲民惠民为主体的墨家学说,也就是自秦汉以后逐步衰亡的平民哲学。召公思想及墨家学说的研究与宣传,对于今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仍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能纳众流 乃成河海——浅谈《召公谏厉王弭谤》的记言特色

《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其文偏重于记言,多通过历史人物的言论,展示历史事件,分析史事得失,品评人物高下,引出历史教训。文字质朴简练而不乏生动之处,说理有条不紊而多见睿智卓识。《召公谏厉王弭谤》选自《国语·周语上》。

召公奭与甘棠遗爱

召公奭为周文王的长庶子,是西周初年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为建立、巩固西周政权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与周公分陕而治,巡行陕间乡里,舍于甘棠之下,决狱于阡陌陇亩之间,深受群众爱戴。百姓赋《甘棠》之诗,敬其人而爱其树。召公之德政教化,被称做"甘棠遗爱"。

喻中明理 理中带喻——《召公谏厉王弭谤》写作艺术

《召公谏厉王弭去年谤》选自《国语·周语上》。与《左传》编年叙事不同，《国语》重在记言，以言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言事结合，相得益彰。为此，无论篇章短长，对言事情景和言中所涉事实，都把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情节、前因后果交代明白，线索清楚，层次井然，结构完整；同时言中见人，在叙事记言中展现人物性格。《国语》的语言风格基本特点是平实自然，明白晓畅，但有些篇章也颇重文辞，有声有色，气势不凡，流畅生动。《召公谏厉王弭去年谤》就是其代表性的篇章。

召公奭与西周燕国的建立

召公奭与西周燕国的建立王彩梅一、召公身世召公是西周燕国的奠基人，在北京早期历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然而，关于召公的出身历史如何，史籍中记载甚少，今人也论之不多。在《史记·燕召公世家》中，关于他的早期情况有以下记载：召公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

《尚书》中召公形象探微

召公的事迹和思想主要记载并反映在《诗经》、《尚书》等儒家文献中。这些文献所记载的召公形象倾注了孔子及儒家的精神内涵,所反映的召公思想对孔子及后世儒家思想形成和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诗经·甘棠》与召公之德

《诗经·甘棠》历来都被认为是一首赞美召公之德的诗作。关于甘棠故事的解读,从西汉初期的"巡行乡邑"在甘棠树下"决狱政事",到西汉中期的不妨农事、"为民爱力",再到东汉时期的"听男女之讼",历代经学家的注疏存在着历史的层累叠加。总的来看,"召公之德"包括三方面:首先是他为二伯能居上下位,与民众直接交流并深得民心;其次是他施善政,"巡行乡邑"使民得以乐业、使官得以行法、使"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最后是他"为民爱力"、不妨农事、爱民如子。这些都是召公行文王之德,教化南国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