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高等教育系统:特罗“理论”的再思考

马丁·特罗提出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学说作为宏观的高等教育系统的比较理论至今仍是最富有启发价值的"理论",但是这个"理论"是以美国为模式构建的,因而具有其局限性。本文指出:美国的高等教育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具有极其特殊的功能与结构,美国在需要大量大众型的学生之前就已经形成了适应大众型高等教育系统的组织和结构上的框架,其独特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美国国家意志弱。二是美国存在一个市场,并具有很大的力量。三是美国没有一个对整个系统来说必须维持的统一的学术水平。因而,其它国家不能全盘移植。以欧洲和日本为例,特罗认为欧洲不存在使大众化了的高等教育发挥作用的三个条件:一是高等教育机构的多样性,即作为系统的多样性;二是补充性的财源,即公共财源以外的收入来源的问题;三是不存在能够弹性地应对社会需要的机构。简言之就是不存在大众高等教育的制度框架。欧洲如果不假思索地移植美国大众化经验,其结果会导致精英高等教育陷入危机。而日本,其历史与传统源于欧洲模式,同时与美国模式具有共同性和差异性,因而也要寻找一条走向普及化的第三条路,为此,不仅包括国立大学在内的大学要进行变革,而且文部科学省这一行政厅本身也必须变革。

“特罗理论”的日本际遇——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日本化过程研究

马丁.特罗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发轫于美国,日本学者天野郁夫等人把该理论引入日本,很快就被日本学者广泛地接受引用,原因就在于"特罗理论"中所描述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现象,日本也正在进行着。背景的适切性,决定了从接触"特罗理论"之初,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就必然受其影响。在日本学者的审视、解读乃至批判中,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逐渐显现出了日本的特色,以及亚洲的模式。

“特罗理论”与中国特色——我国初级大众高等教育阶段的政策选择

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也出现了“神化”和“泛化”的倾向。我国高等教育呈现出“政府力量推动下的大规模高等教育的推进与生成”的特点,这与我们对特罗理论的价值选择和运用不无关系。我国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应着眼于“初级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进行政策选择。

特罗理论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论诠释

高等教育精英阶段的基本课题在其"质量"(quality)和"卓越性"(excel-lance),而大众化阶段的基本方向则在其"数量"(quantity)和"平等"(equality),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应该坚定不移地走大众化的道路。但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速度越快捷,其质量和卓越性就越发遭受危机;本文旨在分析"特罗理论"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指导与预见作用,并探讨"特罗理论"的发展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诸多启示。

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反思

特罗高等教育三阶段论的本质内涵不仅仅是一个量的划分,而是量的扩张与质的变化相结合。它适应了当时西方社会高等教育扩大规模的要求,为当时欧美国家关于高等教育发展方向的论争提供了一个关于规模扩张的理论导向,对高等教育走向多样化有深远影响。但特罗理论本身缺乏科学论证,并被实践证明存在缺陷。中美两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及其外部环境相差甚远,理论的构建不具备共同的现实基础,特罗理论不能简单地为我所用。15%的大众化指标不适合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多样化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掩盖了质量要求的严格性。中国高等教育理论要实现创新,必须走本土化之路。

二元对立到多元融合——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论诠释

高等教育精英阶段的基本课题在其“质量”(quality)和“卓越性”(excel-lance),而大众化阶段的基本方向则在其“数量”(quantity)和“平等”(equality),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应该坚定不移地走大众化的道路。但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速度越快捷,其质量和卓越性就越发遭受危机。本文旨在分析“特罗理论”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指导与预见作用,并探讨“特罗理论”的发展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诸多启示。

构建有质量的普及化高等教育——论从大众化到普及化高等教育过渡阶段的大学治理

受计划体制与规模化战略思维的影响,我国在高等教育发展中存在着明显的数量化倾向,这影响到高等教育质的发展。在普及化高等教育到来前的较短过渡阶段,我国必须谨防数量化倾向或规模化战略思维可能给未来普及化高等教育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从普及化高等教育的核心特征出发,立足于普及化高等教育建设所需的主要条件,实施有针对性的大学治理,包括深化管办评分离改革、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引导高校分类发展、实施分类管理,释放民间资本活力、推进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树立精英高等教育质量观、强化质量治理等,从而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构建有质量的普及化高等教育。

对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几点新认识

在对特罗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全面理解的基础上,分析列举了我国大众化进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据此认为我国的高等教育不宜简单地宣称是否进入了大众化阶段。今后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应该坚持高等教育分层次、分类型多样化发展,要兼顾教育公平,坚持以就业为导向,要对高校进行新的分类。

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目标模式选择研究:一个分析的框架

“特罗理论”以一个国家或地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否达到 15 %来衡量其是否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 ,针对其可能带来的“理论误导” ,根据“实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形式高等教育大众化”两个概念和目标模式 ,对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目标模式选择研究提出一个分析的框架。

马丁·特罗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命运

20世纪70年代,在对美欧等国家高等教育量与质分析的基础上,马丁·特罗提出了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理论和发展模式理论。该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其所体现的预警作用——当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高等教育自身的方方面面都将发生变化,高等教育系统内外为此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由于各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所面临的社会背景各有不同,因此,该理论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借鉴意义仅在于其预警作用,而最终仍需要滋生于本土的理论来指导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高等教育大众化目标并不等于毛入学率15%

高等教育大众化并非一个单纯的数字概念 ,它具有多重的意义 ,并需要一系列与之适应的基础条件。我国尚未形成大众高等教育的结构体系 ,因此 ,毛入学率 15 %并不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已跨入大众化的门槛 ,而 2 0 %将是我们的预测目标。

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的中国路径及其质量问题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高等教育在规模控制和增长之间经历了一个摸索的过程,最终在21世纪以超常规的跨越式路径相继迈入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这样的发展方式和速度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独一无二,显示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独特优势,也远远超出了马丁·特罗三阶段论所能解释的范围。但是,规模的跨越式增长会加大高等教育数量和质量之间的张力,形成对质量的威胁。提高普及化阶段的高等教育质量,需要运用必要的行政手段,但归根结底需要教育者的职业良知来保障。深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实现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呵护教育者职业良知、保障高等教育质量的关键。

试论高等教育的大众化

学术研究是促使人类走向坦途的重要活动,具体到一个国家或民族而言,学术研究则象征着这个国家或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前进方向,象征着这个国家或民族的精神价值取向、智力水平和尊严。时下我国的科研院所、各大高校等重要的学术研究机构则形成了僵硬的量化指标。尤其是在社会科学界,研究成果只用专著或论文的多少、长短来衡量,这当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学术管理方式,但一味地过分追求某种形式的东西而忽视学术的内在动力及其精神显然是不尽客观的。鉴于此,本刊特开设“学术短论”栏目,刊发有一定创新精神、短小精悍的学术短文。为思想的光芒一片蓝蓝的天空,给思考的阵痛一块分娩的容身之土,以期挖掘培养年轻的学术新锐,为国家学术的繁荣昌盛尽绵薄之力。

日本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与特罗“理论”

马丁·特罗对于高等教育三个发展阶段的特性和结构的论述有先见性和预见性 ,但该理论也有其局限性 ,它只是根据欧洲和美国高等教育的经验建立起来的 ,缺乏有关亚洲、特别是东亚在 2 0世纪 70年代正发生变化的信息和知识 ,没有预想到信息技术的惊人发展所带来的变化等。日本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由于存在着“日本式的”私立高等教育 ,使得日本能够在短时期内赶超上欧洲各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而且以高于欧洲各国的速度实现了大众化。

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是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然选择

无论是从马丁·特罗 (MartinTrow)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划分理论中的有关论述 ,还是比较研究一些已经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国家的“大众化”进程 ,以及从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等方面来看 ,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是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然选择。最后 ,对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提出若干建议。

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发展存在的问题及路径探索

我国高等教育在经过短暂的摸索后,以超常规形式迅速迈入大众化阶段与普及化阶段,这种发展速度与发展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可谓是独一无二,不仅凸显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独特的发展优势,也远远超出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三阶段理论的范围。但结合目前形势而言,国内高等教育在实现普及化与大众化发展环节,仍然存在些许问题,有待改善。文章深入分析了高等教育事业跨越式发展所导致的质量问题,探索了高等教育事业实现普及化发展、大众化发展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