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分析——兼评《反垄断民事诉讼解释(征求意见稿)》第三条

垄断争议的本质是由于垄断行为引发的侵权纠纷,在一些以合同为基础的垄断争议中,存在有效的仲裁条款,因此具有提交通过仲裁解决的可能。然而,《反垄断法》的实施因其具有公共利益的属性,传统观点认为垄断争议应当属于法院专属管辖,不适合仲裁解决。为了保护私人利益和促进国际商事交往,欧盟和美国对垄断争议可仲裁态度逐渐开放。我国司法部门长期以来认为垄断纠纷涉及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不适合仲裁,但这一观点在具体个案中受到挑战。随着《反垄断民事诉讼解释(征求意见稿)》的出台,法院对存在仲裁协议的垄断争议案件单独享有管辖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实践中仲裁与诉讼的冲突问题,但仍然存在着没有准确规定仲裁的可仲裁性以及裁判形式有违法理、立案标准过低等问题,需要在实践中加以完善。

论PPP项目合同纠纷的可仲裁性

PPP项目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但是近年来对于签订PPP项目的合同纠纷采取何种解决方式仍存在争论。关于PPP项目合同纠纷在国际商事中是否具有可仲裁性,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尚未明确规定,且司法实践中法院对PPP项目合同性质及纠纷类别的认定标准亦存在差异,通常会忽视该类合同纠纷的特殊性,进而造成难以执行仲裁裁决和无法保护社会资本方的利益等困境。PPP项目合同兼具民事性质和行政性质的双重属性,且因其产生的纠纷符合可仲裁性标准,即合同主体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具有平等性,合同纠纷性质具有财产性,这些符合可仲裁性的标准。

管辖权问题抑或可受理性问题?——CAS上诉仲裁中的可仲裁性、可上诉决定与上诉期限

管辖权和可受理性是国际体育仲裁院(CAS)体育仲裁中无法回避的程序性问题。管辖权涉及CAS仲裁庭是否具有审理案件的权力,可受理性涉及CAS仲裁庭是否合适审理案件。而CAS体育上诉仲裁中可仲裁性、可上诉决定和上诉期限3个问题,是属于管辖权还是可受理性问题一直存在争议。通过分析这些具体程序性事项的内涵、性质,考察CAS、瑞士联邦最高法院的相关判例,认为:如果上诉案件不具有可仲裁性,仅会导致CAS失去对案件的管辖权,并不影响其他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对案件享有的管辖权;当事人可以在仲裁庭作出不可受理的裁决后,对未用尽内部救济的缺陷进行补救,随后继续向CAS提请上诉,用尽内部救济和可上诉决定的存在都与案件的实质性要素有关;如果将时限问题认定为管辖权问题,在违反了时限规定的情况下仍可向其他法院提起上诉,这不符合双方利益保护。由此得出:可仲裁性问题是管辖权问题,可上诉决定和上诉期限均为可受理性问题。

论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

反垄断争议能否适用当事人约定的仲裁条款是目前学界以及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的问题。司法实践表明,我国对于反垄断争议整体上采取不可仲裁的立场。但是,在欧盟、美国等法域中,已经出现了反垄断争议通过仲裁解决的先例,反垄断争议逐渐被纳入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可仲裁的范围之内。然而,分析我国反垄断法与仲裁法中有关垄断纠纷的争议解决制度以及部分典型案例,并与域外国家实践进行对比,可以发现我国对反垄断争议可仲裁性仍持谨慎态度。通过本次《仲裁法》的修订,我国亦应当将反垄断争议纳入可仲裁纠纷范围,并建立法院对涉垄断争议仲裁裁决的特殊审查机制,以协调反垄断法与仲裁制度之间的冲突。

论专利有效性纠纷的可仲裁性——兼议《仲裁法》相关条款的修改

专利有效性纠纷不属于现行《仲裁法》第3条第(二)项所规定的“行政争议”范畴。因此,将专利有效性纠纷纳入可仲裁范围并不会受到现行法律制度的制约。同时,基于仲裁结果的秘密性,专利有效性仲裁仅在当事人双方之间发生效力,并不会产生公示效力,因而不会减损公共利益。在《仲裁法》修改过程中,应当将专利有效性纠纷纳入可以提交仲裁的事项范畴之内,并继续严守我国在《纽约公约》中作出的条约保留,从而弱化外国专利有效性仲裁在中国的可执行性。

知识产权纠纷可仲裁性剖析与建议研究

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类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的纠纷层出不穷。文章特基于实际,从知识产权纠纷及可仲裁性的涵义上切入分析,简要指出知识产权纠纷仲裁解决优势。重点剖析知识产权纠纷问题的可仲裁性,从知识产权合同、侵权两大常见的情况上分析,并回归现实提出建议,包括适当扩大纠纷可仲裁的范围、促进仲裁与诉讼的有效衔接、针对性保全措施的制度安排、全面提升仲裁机构专业程度、培养新型纠纷处理人才队伍,以期为相关从业者提供参考。

论环境民事纠纷的可仲裁性

环境民事纠纷需要多元化的解决途径,可以考虑把仲裁作为解决环境民事纠纷的途径之一。可仲裁性标准是衡量各种纠纷是否可以提交仲裁的条件。依据可仲裁性标准对各种类型的环境民事纠纷进行分析,可以确定一部分环境民事纠纷具有可仲裁性。

可仲裁性的若干问题探析

可仲裁性决定着纠纷能否提交仲裁,是仲裁法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个基础性问题。经济发展、立法和司法是影响可仲裁性的主要因素。应当确立意思自治原则和公共利益与公共秩序原则为衡量可仲裁性的基本原则,并结合影响因素总结出判别可仲裁性的具体标准。

论侵权行为的可仲裁性

能否对侵权行为给以仲裁,在我国仲裁法律界存在争议。仲裁以解决财产纠纷为己任,侵权的纠纷可以给付金钱来了结,此为侵权行为的可仲裁性提供了可能。但是,侵权包括财产侵权与人身侵权两种类型,对财产侵权,可以仲裁解决纠纷,对人身侵权则不宜采用仲裁解决纠纷。

国际商事仲裁可仲裁性与公共政策的关系及其演变

国际商事仲裁中确定争议事项可仲裁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公共政策与可仲裁性关系密切,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国际商事仲裁的自由化与公共政策不断在寻求着平衡。公共政策对国际商事仲裁争议事项可仲裁性的影响在逐渐弱化,从明显的公共政策的限制到严格适用公共政策,公共政策的角色在国际商事仲裁中从主要的障碍演变为司法的保障。从适用的角度分别探讨国内公共政策和国际公共政策与可仲裁性的关系,剖析这种关系的演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可仲裁性理论探微——意思自治及其限制的视点

仲裁是现代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重要方式。纠纷是否具有可仲裁性,是仲裁法理论中的首要问题。能够按照私法意思自治原则进行处分的纠纷,具有可仲裁性;反之,则不具有可仲裁性。

知识产权纠纷的可仲裁性研究

知识产权诉讼案件激增使得法院办案压力日益增大,积极探索"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显得尤为重要。仲裁作为一种重要的非诉讼解决争议的方式,越来越受到关注。文章对德国、美国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知识产权仲裁制度进行了比较,认为在理论上许多知识产权纠纷具有可仲裁性,但在实践中具有现实可操作的纠纷类型仅限于知识产权合同纠纷。

争议可仲裁性研究(上)

争议的可仲裁性是仲裁的核心,也是仲裁理论中的争论焦点之一。在我国仲裁法的修改已被列入立法规划之际,对争议可仲裁性的研究更具有了现实意义。目前国际上有关争议可仲裁性的立法已有不少新的突破,而我国的相关立法尚需完善。从扩大仲裁适用的角度出发,修改现行仲裁法中争议可仲裁性的标准,代之以一个更加宽泛的尺度已成为当今仲裁的发展趋势。

论专利权有效性争议之可仲裁性

世界各国对待专利有效性争议可仲裁性的态度大相径庭。反对专利权有效性争议可仲裁性的公共政策理由包括专利来源于国家授权、存在审查专利效力的专门机构以及专利效力与公共利益密不可分等。但是,由于仲裁裁决仅对仲裁当事人发生法律效力,并不影响社会大众利益,也不涉及对公共政策的损害,因而,在专利仲裁过程中,如果一方当事人以专利无效提出抗辩,仲裁庭可以就专利效力进行审理,但是审理结果仅对仲裁当事人发生法律效力。

论医疗侵权纠纷的可仲裁性

《仲裁法》第2条并没有以民事责任方式为标准来衡量纠纷是否具有可仲裁性的意图。人身侵权属于一种债,债权属于财产权,因而,人身侵权纠纷属于财产权益纠纷。按照现行《仲裁法》的规定,医疗侵权损害赔偿纠纷具有可仲裁性,可以通过仲裁方式解决。

论可仲裁性的司法审查标准——基于美国反垄断仲裁经验的考察

我国立法并没有为司法实践提供判断可仲裁性的清晰标准。自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反垄断可仲裁性司法审查制度展现了放开且细化的趋势,并提供了可资参考的经验。纠纷可仲裁性的审查标准主要是纠纷解决、公益保护、实质正义和事后补救。基于上述标准,我国反垄断争议应当具有可仲裁性,其他纠纷可仲裁性的审查也可参考上述标准。

论竞技体育争议之可仲裁性——立足CAS仲裁规则及其实践之考察

可仲裁性是法定与约定之间的临界点,唯具可仲裁性的争议事项方能提交仲裁合法解决。可仲裁性主要是指客体可仲裁性,由此延伸出的主体可仲裁性是其辅助判断标准。客体可仲裁性表现为彼此包容的应然态、法然态和实然态三种形式。竞技体育争议是非平等者之间的具有纪律处罚性的争议,依仲裁法理不具可仲裁性。CAS仲裁规则及其实践肯定了"与体育相关"的具有"纪律处罚性"的竞技体育争议的可仲裁性。这不是对传统仲裁理念的违背,而是因应体育个性进行的仲裁理念之革新。

论南海仲裁案“岛礁属性争端”之不可仲裁性

2015年10月29日,倍受瞩目的南海仲裁案初步裁决出炉,仲裁庭裁决对包括4项"岛礁属性争端"在内的7项仲裁请求有管辖权。从法理上分析,南海仲裁中的"岛礁属性争端"既要符合国际仲裁所能审理的国际争端的一般特征,还要能够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争端解决机制有关国际争端的特殊要求。但是,南海仲裁案中的"岛礁属性争端"既无法反映争端方的对立观点,又无法反映中菲之间存在法律权利上的利害关系,还与中菲之间的领土主权争端、海洋划界争端密不可分,无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争端,因此不属于仲裁庭的管辖范围。中国不仅应该继续秉持"不接受、不参与"仲裁的立场,而且还要积极寻求有效的应对措施。

知识产权纠纷的可仲裁性与适仲裁性

仲裁裁决只在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效力,因而在处理一些涉及公共利益的纠纷时如果采取一些适当的技术措施,这些纠纷仍然是可仲裁的。但解决了知识产权纠纷的可仲裁性并不意味着所有在理论上可提交仲裁机关处理的知识产权纠纷都会提交仲裁,还存在适仲裁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