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废止推理及其智能化研究

日常推理中前提的开放性和推理过程的动态性对传统形式逻辑和人工智能研究提出了挑战,可废止推理弥补了二者对常识推理的缺憾,但其核心内涵亟待厘清。可废止推理可定义为:在信息不完全、不一致的前提下,新的信息加入后,推理主体的初显理由可能发生修正或废止,进而导致结论发生改变的动态推理。然而,在推理过程中,可废止推理缺乏对前提内容可信程度的评估。这一不足将导致可废止推理由于缺乏对前提内容可靠性的证成,影响推理结果的可信度。因此,可以尝试在推理链的命题节点上加入地址转向的工具,使可废止推理的理由图示成为能够兼容评估前提可信度的复合形式,从而实现对可废止推理形式的优化。可废止推理为人工智能模仿人类的常识推理提供了形式化工具。但可废止推理的形式并非计算机语言,需选择能够体现可废止推理属性的编程方法以实现其智能化应用。

怀疑论与可废止推理

怀疑论主要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怀疑论直接否定我们获取知识的可能性;第二种怀疑论既不肯定我们获取知识的可能性,也不否定我们获取知识的可能性,而是将这个问题悬置起来。然而实际上,如果我们能证明第一种怀疑论是错误的,并由此得出肯定的结论,即我们可以获取知识,那么我们就能很容易否定第二种怀疑论。约翰·波洛克提出可废止推理思想为我们反驳怀疑论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它不但能帮助我们驳斥第一种怀疑论,获得肯定的结论,同时又能废止第二种怀疑论。

约翰·波洛克可废止推理观的省察

约翰·波洛克的可废止推理论在认识论视域下的推理研究中具有开创性意义。他的理论包含了三种不同的语义,体现了他在不同阶段的观点。其中,多重赋值语义旨在刻画命题的证成状态,但是,它在处理奇偶循环问题时会产生反直观结果;基于证成状态的循环语义是为了克服该反直观问题而提出的一种新标记语义,然而它并不完全适用于刻画命题的渐进式属性。为解决这一问题,基于证成度的循环语义被提出,它是以强度和证成度来表达命题的可信度。批判性地回顾和思考波洛克的理论成果,可以梳理其可废止推理观的演进,同时展示和讨论可废止推理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建模法律论证的逻辑工具:法律可废止推理研究

该著是作者博士学位论文(1993)之完全扩充修改版,目的在于为人工智能的法律应用提供哲学基础。该著研究了法律推理的逻辑方面,尊重法律推理常常发生在争论背景之下,注意到了法律给出不一致以足够空间,这意味着律师的推理是在有例外可能性之下进行的,并且伴有矛盾的法源。该著表明,与通常所说的相反,如果使用在逻辑与人工智能领域中关于所谓非单调推理和可废止论证的最新进展,并且如果逻辑被认为是一种工具而不是法律论证的模型,那么这些特征逃脱不了逻辑分析。该著涉及法哲学、人工智能、逻辑以及论证理论等相关领域。

可废止法律推理与法治

法律推理具有合理性、非保真性、动态性与扩展性,因此属于可废止推理。典型的法律推理有三种,分别为旨在认定案件事实的事实认定推理,旨在确定规则在特定案件中的适用性的概念涵摄推理以及基于规则的规则适用推理。事实认定推理的可废止性主要根源于证据的不充分性、对常识规则的依赖以及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之间的区分。涵摄判断推理的可废止性主要根源于法律概念的不确定性以及解释元规则的可废止性。规则适用推理的可废止性主要根源于提高推理的效率与能力,分配证明责任以及增强法律的合理性、灵活性与稳定性的各种实践需求。法律推理的可废止性不会加剧法律的不确定性从而冲击法治理想。恰恰相反,正是可废止推理使得法治理想的实现成为可能。

诉讼证据及其结构的逻辑新探

诉讼证据是诉讼制度的核心概念之一,同时也是学界争议最多的概念之一。通过逻辑的视角分析证据概念既有助于廓清一些不必要的理论纷争,同时又能揭示其深层结构,进而获得对证据概念本质的新理解:作为范畴的证据概念在法律规范的语境中是不可定义的;证据的结构是一个可废止推理,该推理的逻辑后承就是核心意义上的证据。

智能时代法律推理的动态对话模型

法律推理建模关注法律人工智能的“实践→模型”层面,既需要充分的逻辑支撑,又要求对法律实践的正确理解。演绎逻辑由于无法实现对法律中例外和规范冲突现象的建模,因此存在严重的形式缺陷;而基于非单调逻辑的静态推论模型尽管注意到法律推理的可废止性,却忽视了其动态性和程序性。真之共识论和论辩有效性的联合指示出可废止法律推理的对话式建模进路。包含共识语句集、对话行动、对话协议等基本要素的对话模型既能刻画法律推理的可废止性,也能展现其动态性和程序性。对话模型也昭示着法律人工智能从“人vs.AI”到“人+AI”的观念转型,亟须新的理论回应。

“法感”在法律推理中的价值及其适用

法感是个体在社会化进程中所习得的对具体法律现象的是非曲直的直觉。它的正当性源于法律的多元性以及法律和社会的契合。法感在法律推理中具有重要意义,为可废止推理提供依据,提升司法民主水平,确保个案公正,服务于法治的整体目标。在法律推理中,它在寻找大前提、认定事实和得出结论的过程中均可能出现,尤其是在涉及法律原则、法外渊源等大前提的运用时,其作用更为明显。法感和"法律人思维"存在一定冲突,但不能因此否认法感的作用,相反,应发掘法感为法律推理所提供的可能结论,进而与依据法律人思维得出的结论形成竞争,选择更有说服力的结论。

日常行动的合理决策

合理决策问题一直是社会科学的哲学以及行动哲学中的重要问题之一。经典决策理论试图在理想状态下解决这一问题,然而其两大基本预设——"理性人"预设以及"最优化"预设却很难在日常行动中发挥作用。为了探讨日常行动的合理决策问题,本文借助了波洛克在基于人工智能体系的决策理论申提出的"可废止推理"以及"局部化的全局计划"理论,提出一套基于计划的日常行动决策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经典决策理论现实化的可行性问题。

一个非单调性的制定法论辩系统

法律推理是一种典型的可废止推理。对于可废止推理,有两种不同的刻画方案,基于扩张的非单调逻辑与基于论证的论辩逻辑。前者将可废止性限制在单个的论证内部,后者则将可废止性刻画为不同论证之间的冲突、击败以及恢复关系。为了自然地准确地刻画法律例外、规则冲突,需要将非这两种思路结合起来。为了准确地刻画各种关于规则的推理,需要借鉴理由逻辑将制定法规则视为个体的思想。通过将缺省逻辑、理由逻辑与论辩逻辑结合起来,可以构造出一个新的刻画制定法推理的逻辑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