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废止逻辑中论证关系的一点辨析

可废止逻辑具有线性的计算复杂性和有效的规则冲突处理机制,在处理非单调性的推理和论证中具有显著的优势。但在可废止论证关系上,普拉肯(Prakken)、贝克斯(Bex)和萨托(Sartor)等学者采用的先建构完整的论证结构,再通过击败关系来分析论证的方法将会导致一些严重的问题。为避免这样的问题,在可废止逻辑中,应当将论证的建构和论证的评价结合起来分析论证关系。

非形式逻辑和人工智能

近年来,非形式逻辑学家和人工智能专家开展了颇有成效的合作。非形式逻辑的一些概念和方法渗透到人工智能特别是“人工智能和法律”的研究领域。一系列范畴和分析工具,如论证概念、论证型式、可废止论证、对话类型、相干性、对话中的承诺等,既从非形式逻辑领域传输到人工智能研究中,又在人工智能研究中得到深化。非形式逻辑启发了人工智能研究的新思路和新方向,而人工智能研究开发了非形式逻辑的巨大潜能。

可废止性的理论谱系及其对理由论证的影响

裁判释法说理与法律论证的“可废止性”属性密切相关。“可废止性”概念最早由哈特引入分析法学领域,作为法律概念的“例外形态”,该进路并未获得普遍认可。法律的人工智能建模和非单调推理研究复兴了论证的“可废止性”属性,并使“论证可废止性”成为法律论证中的关键概念。论证可废止性具有“概念用法的可废止性”“内在于规则的可废止性”“要件事实的可废止性”和“诉讼的可废止性”等类型,分别指向法律概念的用法、法律规则的自我否证、法律规范要件指向的事实以及法律论证的实践过程,涵盖从静态的法律规范分析到动态的判决辩论等维度。论证可废止性有助于揭示审判活动的话语实践本质,并通过“信念修正”的方式对审判的理由论证施加影响。

法律解释的论证型式

本文展示了如何使用可废止论证型式来表示13种论证类型的逻辑结构,塔里洛认为这些论证类型对法律解释很重要。1研究表明,法律解释的过程具有独特的论证结构,其中结论,即归于法律渊源的意义,是一种需要由支持和反对的可废止论证支撑的主张。这种将解释性论证转换为论证型式框架的方法被应用于心理论证和反面论证,并作为本文的主要示例。每个型式的可废止性通过批判性问题来体现,这些问题确定了接受解释性论证的默认条件,并提供方法评估给定论证的弱或强。

法律逻辑和论证逻辑的互动

图尔敏为挑战几何学论证模式的普遍性而提出的论证法学模式,已成为普遍化的论证模式。新兴的非形式逻辑或论证逻辑,从论辩实践出发,构造了新的论证理论。这种论证逻辑不仅可尝试作为法律逻辑的一个新的基本框架,而且它和法律逻辑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最终目标完全契合。

如何进行法律论证逻辑建模

人工智能与法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一门交叉学科,主要涉及人工智能和法律逻辑等领域,其研究对象是法律论证的人工智能建模。本文从法律论证建模的角度出发,探讨人工智能与法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对各种已有法律论证建模及相关理论进行分析,并指出面对传统演绎推理模式所带来的问题,应适当修缮现有模型框架,以期更好展现法律论证的可废止性、开放性,并刻画审判方角色所起的作用。

危险作业罪“现实危险”的司法证明:误区检视与规则建构

当前司法实践中认定危险作业罪“现实危险”存在证明误区,主要表现为忽视证明、替代证明、反向证明和混淆证明,这表明“现实危险”的刑法内涵和概念属性尚未得到充分认识。分析典型案例可以推导出“现实危险”应具备现实性、紧迫性和严重后果引发性。从证据法的视角看,“现实危险”是个案中存在的案件事实,需要在刑事诉讼中经历“证据材料—证据事实—要件事实”的证明过程。“现实危险”的司法证明应当以真实完备的证据材料为推理起点,遵循程序法和实体法的规则要求,借助客观准确的概括进行推论,在庭审中运用对话形式的论证方法呈现证据推理思路并展开控辩论证对话,达成控辩审三方的共同参与和认知交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