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约可得利益赔偿的证明标准之完善——兼论可得利益认定的自由心证制度

违约损害分为所受损害与可得利益,司法实践当中二者获得赔偿的程度并不相同。在我国,所受损害一般都能较为顺利地得到赔偿,而法院却很少判决赔偿可得利益损失,原告实际得到的赔偿通常只是其要求的一部分,使得非违约方的损失不能得到完全赔偿。这一局面的形成既有实体法上的原因,也有证据法上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在实体法上对于违约可得利益的性质及其赔偿规则加以探讨,另一方面也需要研究违约可得利益在证据法上的特殊性。就后者而言,我们认为违约可得利益的根本特点是相对确定性,由此决定了应当区分违约可得利益损失的事实与数额,从而适当降低其数额的证明标准。另外,德国与日本等国的《民事诉讼法》关于损害赔偿数额认定的自由心证制度值得我们借鉴。

合同法上可得利益赔偿的理论渊源探寻

可得利益赔偿的理论渊源是什么,需要探寻。合同的所有权交易理论的衰亡,导致合同法上可得利益赔偿的产生得到了理论上的承认。对价理论曾用来解释可得利益赔偿的合理性,但具有强烈的形式主义色彩而被抛弃。另外,对可得利益的保护可借助于分配正义来求解,而对可得利益赔偿进行限制,则可在意思自治理论和契约社会观念中找到理论基础。

论违约可得利益赔偿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违约损害赔偿制度逐步得到更大的关注,对于可得利益损失也普遍给予较高程度的保护,法院对可得利益损失赔偿表现得较为谨慎和保守,得到支持的司法案例占比较少。改变这种困境需要要从实体、程序等方面完善可得利益赔偿救济制度。

论违约可得利益的赔偿规则

违约可得利益赔偿的主观赔偿规则与客观赔偿规则不应当是选择的关系,而应当以主观赔偿为主,客观赔偿为辅。因为客观赔偿可能造成过度赔偿,但它具有遏制恶意违约的作用,所以客观赔偿主要适用于恶意违约案件。

合同法上可得利益赔偿规则的反思与重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3条适用的实证考察出发

就可得利益赔偿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3条明确了对当事人可得利益的保护,同时也确立了可预见性规则对其加以限制。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作为可得利益赔偿规则的可预见性规则的适用率极低,而立法没有规定的确定性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却得以大量适用。这显然不利于当事人可得利益的保护,进而影响合同预期目的实现,阻碍市场交易。为此,应针对可预见性规则在司法实践中暴露出来的不足,完善可预见性规则;针对司法实践对确定性规则的需求,确立确定性规则。

违约情形下可得利益损失赔偿问题研究

商事活动在当今社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商事活动的大量开展,合同也成为进行商事活动不可缺少的载体。然而,在开展商事活动的同时,违约案件的数量也在不断地激增。实践中当事人越来越多地考虑使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应有权益,在此背景下,裁判文书中频繁出现的可得利益损失赔偿的诉求与裁判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如何完善健全相关法律制度,真正做到鼓励交易双方严守契约、减少守约方损失、增加违约成本等问题是本文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