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医学道德增强:现实可行性与技术可欲求性之辩

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为干预人类道德情操提供可能,也正因为其利用技术手段改变人的道德行为而饱受争议。围绕着现实可行性与技术可欲求性存在的争议展开讨论,当下学界在可欲求性层面提出的人格塑造、自由意志和道德理性问题都未必构成对生物医学道德增强的良好反驳。在现实可行性层面,发展一项旨在提升个体道德情操、解决德性相关社会问题的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技术未必值得提倡。技术安全性、有效性和价值定位等方面的不确定性,以及社会效益主导下“工程性”道德增强带来的自由意志悖论,都构成该技术面临的伦理困境。

论“可欲之谓善”

“可欲之谓善”是孟子性命思想的一个重要命题。流行旧注未规定这“可欲”的思想内涵;今人则往往把“可欲”理解为人的各种情欲和功利性的“欲求”,与孟子意旨不相切合。宋儒张以“四端”及“仁义礼智”四德规定“可欲之谓善”的内容是正确的。孔子从人的道德抉择的角度发现,行仁义是人心唯一可以不凭外力而“可欲”、“可求”者,是人之最本己的可能性。孟子循此思理,以“求在我”和“求在外”为据区分性、命,将这“可欲之谓善”建立为人性的内容;并进而揭示了人性之善所具有的先天内容及其实在性的意义。“可欲之谓善”这一命题揭示出,人的意志自由是一个存在性的事实,而非像康德那样的一种理论悬设。这为孔子所开辟的思想和文化方向确立了内在的价值本原和形上学基础。

意志自由与社会正义:孟子“可欲之谓善”命题阐释

孟子“可欲之谓善”是一个极其深刻的命题,它揭示了意欲与道德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揭示了意志自由与社会正义之间的关系“。欲”意味着自由意志,但主观的意志自由并不等于客观的社会自由,前者需要在实际的意志行为中才能实现。而“可”则确定了实现意志自由的条件,即符合社会正义。为此,意志行为必须遵守社会规范,即“礼”。但实际上,既有的社会规范未必是正义的。当社会规范正义时,遵守这种规范是“可欲”的道德行为,否则必将引发意欲之间的冲突,从而导致自由意志无从实现;但当社会规范不正义时,拒斥或废除这种不正义的规范而选择或建立正义的规范才是自由意志的体现,也才是“可欲”的道德行为,否则就是“同流合污”的“乡原”。重建规范的价值根据乃是正义原则,即“义”;而正义原则的内涵是博爱的精神,即“仁”。但是“仁义”并不意味着否定私欲,因为私欲也是一种自由意志,而社会正义的主旨正是为了处理自由意志之间的利益冲突。不仅如此,公域的社会规范建构恰恰出自私欲的“推扩”,即意志行为超越私域的“差等之爱”而诉诸公域的“一体之仁”,亦即在“仁义”的“推扩”中从而在正义的社会规范中实现意志自由。

道德价值是“可欲”的——孟子“可欲之谓善”命题发微

“可欲之谓善”的命师出自《孟子·尽心下》。 浩生不害问曰:“乐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谓善?何谓信?”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乐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在这段对话中。

论法治的可欲性及其限度

文章从人性视角出发,指明了法治可欲的四种路向:在需要层面,需要的互异冲突使法律可欲;人与人之间信任关系和社会信用的缺场,使法律获得历史出场;在道德的软约束面前,法律成为最佳选择;超越人治,法治可欲。法治可欲的同时又具有限度,这是合理需要与不合理需要的矛盾,理性需要和非理性需要的矛盾,是人性自身矛盾的表征。

论一元户籍制的可欲性

一元户籍制作为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模式的最终选择,虽已具有较强的可行性,但仍难免会因为其在实施过程中对旧制度下既得利益主体造成利益损失和压力而遇到来自利益受损群体的阻力,从而影响其可欲性。一元制户籍模式改革所遇到的阻力主要来自于户籍制度改革所涉及到的一部分地方政府、市民和农民这三方利益主体。因此,要增强一元户籍制的可欲性,就要协调好三方利益,进一步完善有关户籍政策的相关法律,加强社会各管理部门的协调与合作,调整城乡社会保障等政策。

劳动的可欲性及其争议

劳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在早期文本中,马克思对劳动及其实现个人自由的有效性,持有一种积极的态度。然而,G.A.科恩通过对《资本论》第三卷有关"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论述的解读,发现马克思对劳动的态度变得消极和悲观:即使是共产主义社会条件下的劳动也不具有可欲性,故应消除一切劳动。对此,莫伊舍·普殊同指出,应注意区分两种不同形式的劳动必然性。而大卫·詹姆斯、扬·坎迪亚利等人则指出,在马克思这里,劳动对于劳动者享有自我决定、自我实现的自由而言,仍具有实质性的重要意义。回到马克思的文本,我们发现,马克思对待劳动的态度只是变得更加现实,而非悲观。马克思主张消除的是劳动的异化,而不是消除劳动本身。

《老子》“罪莫大于可欲”校读

根据传世与出土文献版本异文,结合古文字用字情况,可知今本《老子》第四十六章“罪莫大于可欲”的“可欲”是“甚欲”之误。“可”与“甚”在战国古文中形体相近,“甚欲”传抄讹误成“可欲”的时代当在汉初。是章“甚欲”“欲得”“不知足”三句有语义递进关系,“甚欲”指过分的欲望。

史学客观性的可能性与可欲性

史学客观性包括认识与文本两个方面。"客观性"在本体层面上隐含"主客二分"的意味,但无论是在本体还是认知意义上,主客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宏观历史认识与叙述层面上,史学客观性是由学术共同体多数共识所确认的关于历史理解与叙述的合理性,这一合理性有其客观史实基础。史学虽不具有自然科学建立在主客当下直接对接基础上的坚实客观性,但关于史学客观性的怀疑主义和相对论质疑最终是不成立的。客观性是史学合理性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在客观性之外,史学合理性尚有深刻性、创造性及丰富性等合理性要求,并且,"好的主观性"(利科)本身即是史学合理性的内在要求。因此,客观性对史学来说并非无条件可欲的。

也谈“可欲之谓善”

可欲之谓善,是一种包含反思性的命题,但可欲也可以是一种并成为一种事实。所欲与可欲、是与应当的关系,有机械、辩证等复杂类型。孟子没有混同所欲与可欲。摩尔的机械应当论影响很大,却是有误的。可欲论面临逻辑难题,尚不能成立。

孟子“可欲之谓善”命题析论

"可欲之谓善"是孟子性命思想的一个重要命题,是理解孟子人性善思想的关键。对这一命题的全面把握要从"可欲"一词的内涵着手。结合孟子性命思想来看,"可欲之谓善"中的"可"应取之意是"能够","可欲"即是"能够探求到","可欲"的内容则是"恻隐、羞恶、辞逊、是非""四端"及其所表征的"仁义礼智"诸德。由于这些是人唯一能够经由自身力量而无需求于外就可做到的事情,且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自然而然地指向于"善",所以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孟子的"可欲之谓善"命题有其合理性,与他的人性善思想刚好契合;但就一般意义而言,它也有不妥当之处。

民主理想目标可能又可欲:罗伯特·达尔的分析

达尔对理想的民主的论说,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统一,它既是对理想民主的一种规范,也是对它的一种描述。在对民主的规范性辩护中,达尔通过对无政府主义和护卫者统治的批判,在民主的可能性上为民主辩护。与其他各种可能的统治方式相比,民主的统治较之非民主的统治至少有十大令人向往的好处:避免暴政、基本的权利、普遍的自由、自主的决定、道德的自主、人性的培养、保护基本的个人利益、政治平等、追求和平与繁荣——民主具有可欲性,它在目标上是可欲的。

德性为何是可欲的?——德性、价值与人的现实生活

德性为何是可欲的?对该问题的回答离不开对德性、价值与人的生活三者关系的理解。德性以合乎人性需要的价值为根本内容。无论是凝聚于主体的德性,还是表达主体需求的价值,均生成并展现于人的现实生活。人在现实生活中所需要的合乎人性的价值原则与价值理想凝于主体,成为德性。同时,德性作为人的精神本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创造现实生活的重要力量。以人的幸福生活为终极指向,德性的现实即是合乎人合理需要的价值实现过程,由此扬弃德性的抽象化理解。对三者互动关系的解释能够从根本上澄明为何德性之于人是可欲的。

从康有为之避苦求乐理解其“所欲”即“可欲”

本文从《大同书》的文本出发,通过对康有为苦乐观的梳理,试图理解他将"所欲"等同于"可欲"的根本原因。

恩格斯论社会主义的“道德可欲性”和“历史必然性”——基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道德可欲性”和“历史必然性”是社会主义论证的两种路径,也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争论的重要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视野来看,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藉由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比较分析,全面阐述了他对“道德可欲性”和“历史必然性”问题的态度。在恩格斯看来,仅仅依靠“道德可欲性”建立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是不够的,社会主义理论必须同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必须把对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的论证作为前提。

日本人买房:可欲而不可求

如果问日本人的住宅是否类似一个兔笼,多数日本城市居民的回答是肯定的。许多日本人认为,他们是发达国家,但居住的房子是最小的。 “关于高品质生活的五年计划”目标从宫泽政府已开始着手,其目的是使普通居民花费其年收入的5倍便能购买一座占地面积96平方米的房子。目前,日本每年都有数额庞大的政府基金贷款给新住宅的购买者,然而。

浅析“可欲之谓善”的内在意蕴

善是什么?这一直是伦理学界讨论的重点,从古至今,众说纷纭。孟子提出的"可欲之谓善"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不同思路。孟子以"人无有不善"人性论为基础,在回答"性""命"之分时提出"可欲之谓善",不断扩充"可欲"的内容,即"四心""四德""四端",并且认为可通过向善、为善、致善方式不断维护和提高自身的善。明晰"可欲之谓善"内在含义不仅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孟子性善论和性命论,还有助于为当代思想、政治、文化伦理建设提供宝贵的经验。

可欲之谓善:先秦儒家伦理中的“欲”

先秦儒家区分了不同阶次的欲望,包括与生俱来的本能、自我实现的需要与成德成善的追求等。道德实践的目的是使“所欲”与“可欲”相符合。“可欲”是对“善”的诠释:在应然的意义上,指行为主体内在自足的道德能力;在实然的意义上,指客观对象为人所需要的可欲性。先秦儒家对“可欲之谓善”“心之所可”等命题的诠释不囿于个体之域,而是指在自我与万物、他者的关系中作出合乎公共理性的抉择,体现了成己与成物的双重追求。先秦儒家对待欲望的方式围绕人性、人情之“实然”何以化为“应然”展开,其核心是“以道制欲”,因而涉及“善”如何可能的问题。

孟子的伦理选择论——从“可欲”到“能”和“为”

为了促成人们的伦理实践,孟子提出了一个比他的性善论更为复杂的伦理选择论。这一伦理选择论既有抽象的一般性的正当选择原则,也有比较具体的可欲之善和更具体的作为"良贵"的仁义等价值;既有对人性的相似性和人能够做什么的说明,也有如何实践伦理的方法。在层层推论和类比中,孟子令人信服地向人们证明,在不同的价值选择中,伦理选择是最好的选择。它不仅是可欲的最高的善,而且也是人完全能够获得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