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及数字人民币的可疑交易风险防控探析

自2019年底,数字人民币相继在深圳、苏州、雄安新区、成都、冬奥会场景启动试点测试。随着场景不断扩展,数字人民币逐渐走进了公众视野。与此同时,不法分子利用数字人民币进行洗钱的案件逐步增多,金融机构风险防控日益严峻。本文从商业银行角度分析涉及数字人民币的可疑交易案例特征、监测和防控难点,并就如何做好涉及数字人民币的可疑交易风险防控给出相关建议。

金融机构提升可疑交易报告质量的挑战与应对措施

本文系统性地论述了我国可疑交易报告制度的形成与演进过程,包括相应的报告机制及其执行流程;同时,围绕信息共享与个人隐私保护之间的关系,以及可疑交易监测模型的有效性,还有相关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这三大关键要素进行了深度剖析。最后结合以上分析结果,为提升我国金融机构可疑交易报告质量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策略和建设性的意见反馈。

FATF标准下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思考

履行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义务是反洗钱三大核心义务之一,其目的是追踪资金来源去向,监测和打击洗钱及上游犯罪。近年来,我国根据FATF(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标准修订了相关法律,同时下发了一系列与之匹配且操作性强的反洗钱文件,但由于系统功能、人员素质等原因,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工作仍存在一定的问题,甚至违反了法律法规,存在一定的风险隐患。

可疑交易资金监测分析制度及效率研究

目前我国反洗钱立法和相关规章的设计强调了可疑交易报告的完备性,忽视了可疑交易报告的准确性,监管与监测的分离客观上造成了金融机构可疑交易报告"宁滥勿漏"和可疑交易报告"量多质差"。影响可疑交易监测分析效率的关键在于个别内核和保护带制度的设计存在缺陷,如客户识别制度的广度和深度不够、财产登记制度的缺位、监督管理制度缺乏激励相容机制、金融机构缺乏可疑交易质量控制制度、可疑交易信息收集制度单一等。有效提高可疑交易监测分析的效率,既要在巩固义务报送制的基础上适当建立举报激励制,也要优化制度保护带。

统计方法在反洗钱可疑交易鉴别中的应用

文章从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两方面对统计方法在我国反洗钱可疑交易鉴别中的应用问题作了探讨,并结合某家上市公司的现金交易数据对统计方法在反洗钱可疑交易鉴别中的具体应用作了实证分析。文章的结论是统计方法可以有效地鉴别出与一贯交易习惯明显不符的异常交易。

关于可疑交易报告制度执行中存在问题的思考

可疑交易报告制度是金融机构履行反洗钱义务的核心内容。实践证明,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在反洗钱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金融机构过度依赖可疑交易客观标准、缺乏主动分析和识别等问题,导致可疑交易报告"量多质差"、情报价值低等问题凸显,严重影响了反洗钱工作的成效。因此,需要完善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减少金融机构"防御性"可疑交易报告,增强金融机构可疑交易分析主动性,提高可疑交易识别能力。

反洗钱的大额和可疑交易信息报告制度研究

大额和可疑金融交易信息的采集、分析和报告是各国打击洗钱的核心问题和基础工作。本文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依次阐述了联合国反洗钱公约和法律范本、区域组织框架内达成的条约、专业性国际组织文件中关于大额和可疑交易信息报告制度的有关规定 ,再现了大额和可疑交易信息报告制度的形成和演进过程。

反洗钱:可疑交易行为报告制度有效吗

反洗钱可疑交易行为报告制度的实施存在监管当局与被监管者的目标冲突、金融机构认识不一、报告的边际信息价值随报告数量增加而递减、制度安排缺乏成本效益性等问题。其主要原因是制度假定忽略了金融机构与监管当局的合作矛盾,掩饰了看似合法的非法交易的存在,高估了金融机构对客户行为的控制能力和监管与披露对洗钱活动的抑制作用。要建立健全激励与约束机制,确保金融机构与当局进行实质性合作。

论金融机构如何有效履行可疑交易报告义务

本文对可疑交易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对金融机构的可疑交易报告义务进行了分类,同时对各类可疑交易的分析方法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有效履行可疑交易报告义务的具体措施,以期对指导金融机构有效地履行可疑交易报告义务有所裨益。

提升反洗钱可疑交易报告质量的路径选择

反洗钱制度安排的一项核心内容是金融机构向反洗钱情报部门提交可疑交易报告。目前,金融机构可疑交易报告数量庞大而情报价值较低,已成为制约反洗钱工作开展的主要障碍。本文在分析可疑交易报告质量影响因素的基础上,给出了提升其质量的系统管理路径,包括完善报告制度、优化报告流程、实施风险管理、创新技术手段、拓展审计职能等。

构建有效的可疑交易监测机制

可疑资金交易报告是我国反洗钱的核心内容,是反洗钱工作的重要情报来源基础。有效的可疑交易线索能为司法机关启动案件调查和侦查程序提供信息支持。基层人民银行作为我国反洗钱工作的实际组织、协调部门,如何发挥反洗钱监管平台职能,畅通信息共享渠道,充分利用现有的资金监测体系,加强可疑资金交易的监测,确保提取的可疑交易线索具有实用性,

反洗钱可疑交易报告制度设计及监管策略选择

可疑交易报告制度是反洗钱监管的核心。本文在风险为本的监管原则下,构建金融机构与监管部门的博弈模型,研究发现:在金融机构可疑交易报送成本为零或很小、监管部门不处罚漏报可疑交易报告行为或实施单一处罚标准时,反洗钱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失效;当合理设置金融机构可疑交易报送成本,并区分可疑交易漏报情况实施分类处罚时,则可以实现监管目标。为此,应当提高可疑交易报告填报标准并加强审查,加强对金融机构漏报行为的处罚,并对金融机构未履行可疑交易报告义务而漏报、履行可疑交易报告义务但漏报两种情形采取差异化的处罚措施,引导金融机构提升可疑交易报告质量。

反洗钱可疑交易报告工作绩效评估要素及其技术实现

本文认为从单家金融机构角度监测识别完整的洗钱活动策划实施过程是极为困难的,但可疑交易报告的监管又以单家金融机构为考评对象,可疑交易报告报送标准的主观性质、缺乏客观统一标准给监管检查评估带来困难。应着重对金融机构政策、制度、流程设置合理性、完备性进行评估。在手工监测分析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加强对国际公认切实可行的智能数据监测分析核心技术的引导与考核。

我国反洗钱可疑交易数据质量治理对策分析

近年来,我国反洗钱领域可疑交易报告数据井喷现象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更引起了人们对我国反洗钱制度有效性的质疑。海量的可疑交易报告数量是金融机构在现行制度下为了降低反洗钱成本而过度采用机器替代人工报告可疑交易的结果。因此有必要在深化防范风险为本的反洗钱制度的基础上,一方面正确区分可疑交易,将合法经济符合特征的可疑交易剔除,从而减少可疑交易的总量;另一方面推行金融机构法人监管制度,发挥金融机构主观能动性,提高可疑交易数据的质量,从而进一步提高反洗钱工作的效率。

提高反洗钱可疑交易报告质量的思考

2007年11月银行业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交易实现了“总对总”报送。为适应“总对总”的要求．各金融机构相继开发了反洗钱系统，实现了自动提取数据、自动报送，这对于完善反洗钱体系、提高工作效率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总对总”报送后，部分地区出现可疑交易报告数量激增的情况．笔者在某市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调查。

审计重要性分析及其在反洗钱可疑交易线索分析中的引入

在洗钱方式、手段、渠道多样化的今天,如何有效甄别出反洗钱可疑交易的线索,对于遏制洗钱犯罪尤为重要。本文探讨了审计重要性分析在反洗钱可疑交易线索分析中的应用。

从反洗钱监管实践透析可疑交易行为核实查证的难点

近年来,我国在建立健全反洗钱机制,预防和打击洗钱等经济犯罪活动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基层央行作为我国反洗钱监管工作的前沿阵地,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从可疑交易行为入手,分析基层央行在反洗钱监管工作实践中核实和查证可疑交易行为遇到的难点问题,进而提出改进建议。

FATF第四轮互评估对完善我国可疑交易报告工作机制的启示

文章阐述了FATF自开展第四轮互评估以来,互评估小组对参与评估的14个国家可疑交易报告工作机制方面的优点和不足。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现行可疑交易报告工作机制存在报告主体尚未实现全覆盖,交易监测标准建设处于起步阶段,可疑交易报告整体有效性还不足,中、小、新类型义务机构"短板"效应明显等问题。文章从提高可疑交易报告主体覆盖面、强化对可疑交易监测指标的指导、督促报告机构提升可疑交易报告有效性、加强对中小新类型义务机构的培训和交流以及提升对报告机构的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博弈均衡下的可疑交易报告制度设计和监管

反洗钱可疑交易报告制度的有效性,是理论界、国际组织以及世界各国致力于研究和解决的重大课题,也是制约我国当前反洗钱工作效率的现实难题。本文通过研究可疑交易报告机制的信息结构和监管博弈,建立数理模型,证明在缺乏洗钱风险信息沟通情况下,可疑交易报告机制的纯策略静态博弈是趋于无效的,并以动态博弈完美纳什均衡为条件,证明以风险为本的方法可解决可疑交易报告制度的有效性难题,研究了这一方法下的金融机构参与性约束条件和监管机制设计等问题,并对我国反洗钱体制改革和转型提出政策建议。

论我国可疑交易报送工作的现状与完善

金融机构应当对客户交易进行分析识别,将具有可疑情形的交易向反洗钱监管部门提交可疑交易报告,这是反洗钱工作的核心内容。自2004年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成立后,我国可疑交易报送工作经历了一系列的观念变化和技术更新,逐步走向深入。本文将从可疑交易报送工作的发展历程和目前现状特点出发,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