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实质解释的方法——刑事可罚性理论的功能纠偏与再造

可罚性理论作为刑法当中具体的解释方法,其核心的价值并不在于排除可以置之不理的轻微不法,能通过可罚性理论出罪的往往是形式上符合构成要件且已经具有一定可罚程度的行为。尤其是对于缺乏实定法支撑的超法规的出罪事由,司法上可以运用可罚性理论对刑法分则条文所规定之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进行实质解释,从行为所体现出的实质违法性、实质责任等角度实现更为妥当的释法说理。行为的可罚与否不仅是一个结果,更应该是一个评价过程,以考察行为可罚性为根基的实质解释方法需要在案件具体事实以及规范目的的基础之上对价值、利益等展开比较、权衡。比如,公民因行使权利而侵害他人利益的场合,可以通过可罚性理论对行为的可罚性进行具体分析,权利的滥用有可能成立犯罪,但也有可能因为更高位阶的价值、利益的选择而阻却犯罪。刑法解释的逻辑起点始终需要回归到有实定法支撑的构成要件之上,利益衡量基础之上行为可罚性理论的提出便是要实现构成要件解释的实质化。

犯罪未遂处罚依据理论之比较研究

文章通过对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未遂犯处罚依据理论的比较分析,指出二者在刑事立法与司法政策上的异同,并分析其背后的精神实质,指出对我国刑法未遂理论的借鉴意义,认为在我国刑法理念上当确立主张公民本位的客观主义的立场。

可罚违法性理论的借鉴——以天津大妈摆摊打气球案为例

我国立法者与司法者的任务之一是将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界限尽量划分清楚.由于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导致两者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我国二元立法体例中因有二级处罚.国外一元立法体例中,可罚违法性理论的讨论也于此相关.未设置行政处罚,达不到一定的违法程度就不处罚.本文通过借鉴可罚违法性理论,理性看待可罚违法性理论,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涉枪案件的认定进行处罚上的二元分流.

违法的统一性、相对性与可罚的违法性理论

可罚的违法性理论是德日国家刑法中的重要理论。近年来，“可罚的违法性”这一概念虽被消解在实质的违法性中，但是这一理论却在实质的违法性理论中居于重要地位。违法的统一性、相对性与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探讨这种内在关联，对于我国刑法理论以及司法实务借鉴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具有重大价值和意义。

盗窃罪双重定罪模式的重申与修正——基于与台湾地区刑法的比较

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盗窃罪均采用相对狭义的盗窃罪概念,但在违法类型性质的界定方面存在不同,台湾违法性类型的性质是单独的,而在大陆刑法中是重合的。大陆的定罪模式采用定罪+定量模式,台湾采用的是单一定罪模式。对于轻微盗窃行为大陆采用的是立法处理模式,台湾采用的是司法处理模式。两种定罪模式各具合理性,但是引入单一定罪模式则与大陆当前刑法理论体系不兼容。基于此,我们仍应坚持双重定罪模式,分析其背后制度设计的依据并予以修正,为大陆刑法定罪模式的合理性发展寻求一条可行性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