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立帮助行为可罚范围的理论建构

中立帮助行为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存在,如果刑法将其统统置于帮助犯的范围内进行评价,必然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中立帮助行为可罚范围的界定,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都有极大的争议。在界定可罚性范围时,帮助者只要认识到犯罪意图即可,主观方面的认识程度和意志强弱仅作为量刑考虑因素,因此应当从帮助行为和正犯之间的客观联系来确定中立帮助行为之可罚范围的依据。

论以客观归责理论对律师中立的帮助行为进行可罚性判断

中立的帮助行为在外在形式上呈现一般日常社会活动的表象,内在实质上对正犯的犯罪行为有客观上的加功行为。由于律师的职业特殊性,律师执业行为也有可能被利用而成为对犯罪的帮助行为。对于中立帮助行为我国的刑法理论中对此类行为都是与普通的帮助犯一样处罚,并未限制其处罚范围。但是,中立的帮助行为的“日常属性”决定其是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若不合理限制其处罚范围则容易造成行业发展的萎缩,对此可以用客观归责理论的规范性判断来限制律师中立帮助行为的可罚范围。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立法缺陷及其补救

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存在的立法问题作出评述,提出该罪的可罚范围有待拓宽、行为方式有待明确、与刑法其他罪名需要进一步衔接及统一、刑罚设置上有待进一步完善。

论我国刑法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完善

认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可罚范围有待拓宽,应将一些乙类传染病和其他突发性强、致死率高的传染病纳入本罪规制的范围;行为方式有待明确,运用刑法典与附属刑法相配合的立法模式是一种较为理想的做法;刑罚设置上有待进一步完善,增加罚金刑的适用,对后果特别严重的情形可以结果加重犯来处理。

教唆未遂的可罚性问题研究——兼议我国刑法第29条第2款的问题与完善

教唆未遂行为在我国是否具有可罚性,不论是于刑法理论上,还是于刑事司法实务中,目前都已极具争议。缘于教唆未遂的概念与教唆犯性质之间的紧密关联性,目前我国刑法理论习惯于在教唆犯的性质下探讨这一问题,即以教唆犯从属性说或教唆犯独立性说来逻辑演绎教唆未遂行为的可罚与否。但是,这种简单化的思维似乎并没有为刑法理论,抑或是刑事司法实务于该问题的解决简单化,争论似乎倒有愈演愈烈之势。因此,有必要于理论上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方式重新加以检讨,并合理寻求教唆未遂可罚与否的判断基准。

中立的帮助行为

中立的帮助行为由于具有"日常"的属性,如果将其全部纳入帮助犯的范畴势必造成社会秩序的瘫痪,因此,中立帮助行为处罚与否,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饱受争议的问题。在对中立的帮助行为的可罚范围进行界定之时,原则上不应考虑主观方面,因为,故意是否确定的区分是对主观恶性程度的揭示,仅影响量刑,而不能作为定罪的依据,帮助者只需达到对犯罪意图有所认识就可,并不需要对认识的程度进行划分;应当从客观方面入手,通过对帮助行为与正犯行为之间的物理、心理因果关系的限定,以限制中立帮助行为的可罚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