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可行能力不平等的测算

文章基于2009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CHNS），利用基尼系数和泰尔熵计算中国居民的可行能力不平等程度，两种方法的结果基本一致。性别和年龄分层结果发现，男性受教育程度更集中，21～35岁之间居民的受教育水平最不公平，36～45岁之间居民的身体与心理健康差异较大，而46～55岁之间居民在生活条件，家庭收入和家庭资产方面的可行能力也最不平等。城乡结果表明，农村受教育程度更为集中，但生活条件、家庭收入和家庭资产以及心理健康的不平等程度更大。东中西部分解结果显示，生活条件各地差异并不明显。西部地区的家庭资产及医疗可及性最不平等，中部地区居民的身体健康最集中，但心理健康差异更大，东部地区受教育程度不平等程度最大。

智能技术使用中的隐形不平等:正义判定与矫治策略

智能技术在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部分人设置了隐形障碍。运用可行能力理论对智能技术设置的隐形障碍进行分析可知,人们在智能技术使用中存在的差异本质上是人的可行能力不平等,包括内在的能力不平等和外在的自由与机会不平等。内在能力不足和自由与机会缺乏并不是由当事人自身的原因造成的,而是由当事人以外的原因造成的,即内在能力不足和自由与机会缺乏不是当事人“应得”的,据此可以判定,智能技术使用中存在的可行能力不平等是不正义的。对于这种表现为可行能力不平等的不正义必须进行矫治,包括对智能技术使用中的可行能力弱势者给予包容性赋能和共情式补偿。

不平等之再检验:可行能力和收入不平等与农民工福利

本文从不平等的两个方面即收入不平等和可行能力不平等,研究了农民工福利和不平等的关系。利用2009年上海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在福利分类模型的框架下对农民工福利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1)总体而言,可行能力和收入不平等对农民工福利水平存在负向影响,但针对不同农民工群体,其影响效果和程度存在明显差异;(2)可行能力不平等对高收入群体的福利存在显著影响,对于第Ⅰ类农民工群体,可行能力不平等对其福利存在正向影响,而对第Ⅳ类群体的福利则存在负向影响;且可行能力不平等对第Ⅰ类和第Ⅲ类农民工群体的收入和福利关系存在显著的负调节作用;(3)收入不平等严重损害低收入低可行能力农民工群体的福利,而对高收入高可行能力群体福利的影响则不显著;且收入不平等对低收入(第Ⅱ类和第Ⅳ类群体)农民工的收入和福利关系存在显著的正调节作用。因此改善可行能力不平等、缩小收入差距对保护农民工福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可行能力视角下加快建立现代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化解矛盾需要财政力量的介入。新时代新矛盾的科学判断直击发展的要害。发展的本质是扩展人的可行能力,实现人的实质自由。本文从可行能力的视角理解不平衡与不充分的内涵,从经济状况、住房与就业状况、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自然资本五个维度构建当前社会发展语境下度量可行能力的指标体系,提炼出中国居民可行能力不平等与可行能力贫困的特征性事实。在此基础上,指出扩展可行能力的财政制度约束,从事权与财权的划分、转移支付总资金的决定机制、转移支付的形式与绩效考核四个层面分析如何加快建立现代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以缓解居民可行能力不平等、消除可行能力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