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权的可裁判性

社会权是否可以交由司法判断,这在各国理论界都存在种种争议。大体上,反对司法裁判社会权主要出自于分权考量、民主考量、公共政策考量以及社会权的不确定性等。尽管如此,在以南非为代表的很多国家开始了司法裁判社会权的积极尝试。这些初步经验,可以为我国社会权的保障提供若干借鉴意义。

论国际法治的可裁判性原则

可裁判性是国际法治的基本原则之一,通过考察可裁判性在国际法律实践中的应然和实然状态,国际法治仍然处于进程之中。国际司法民主是推动国际社会中可裁判性充分实现的基本途径。

行政诉讼中法院审理无意义案件的可裁判性研究

在行政诉讼的进行过程中,包括撤诉在内的各种行为都可能使得案件没有进一步审理的必要和意义。对于没有审理必要或者审理意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该考虑何种因素,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从维护司法权威和保障行政诉讼目的实现的角度,法院应该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审理无意义案件,即案件所涉议题本身变得没有意义或个人利害关系没有意义但所涉议题本身仍然存在。如果是议题本身没有审理意义,由于司法权力得以运作的前提消灭,此时法院必须将案件予以驳回。在个人利害关系变得没有审理意义的情况下,如果案件所涉及的议题仍然有裁判的需要,此时该案件是否仍然具有可裁判性,法院必须将案件及时裁判的迫切需要、对司法权威的不利影响以及现有司法资源有效利用等审议性因素纳入考量范围。

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可裁判性

目前,国际社会和学界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可裁判性仍然存在较大分歧。从理论层面分析,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具备可裁判性,从实践角度来看,由于国际人权监督机制的不完善,各国司法实践呈现复杂的局面,完全确立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可裁判性还有较大困难。《〈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草案)的通过,表明进一步确立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可裁判性成为国际人权保护的重要发展趋势。

国际人权条约在各国法院的可适用性问题研究

当前,一些国家在实践中面临公民个体以国际人权条约作为准据法在国内法院主张权利救济之情形,这也引发了各国对国际人权条约在本国法院可适用性问题的争议。对于该问题,各国法院往往从条约解释的角度切入,采用不同的解释方法和分析路径,出现了肯定性和否定性两极立场分化。回溯可适用性的法律原理,可以发现各国对国际人权条约在本国法院可适用性问题的判断实际呈现出一种共性的逻辑:一方面对特定人权条约的可裁判性进行显性评价,另一方面则对该条约在客观上是否适合由法院适用做出隐性考量。各国当前的立场分歧主要源于对“条约是否为私人主体创设了诉权”和“条约是否对缔约国施加了具体义务”两个问题的不同结论。基于此,结合相关人权条约的约文及缔约背景,可以从私人诉权、缔约国义务以及具体国情三个角度进一步归纳特定人权条约在国内法院可适用性问题的具体标准。

比较法视域下医疗保健权的法性质

伴随着国际人权法的发展,医疗保健权是否可以成为一种宪法权利,在各国都有着各自不同的讨论。美国、加拿大、南非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三个国家,分析探讨这三个国家中,该权利所具有的不同法律地位,进而围绕法院对待医疗保健权的不同态度加以阐释,不仅可以让我们了解该权利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同时也可对中国现状下该权利的实现以及保障有所启示。

公民水权的宪政之维

公民水权的内涵和目的决定了其性质,即公民水权是一种人权。可持续发展和环境正义理论及《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等人权条约为公民水权的人权性质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和法律基础。公民水权的尊重、保护和实现需要从宪法的角度来加以规范,并使其具有可裁判性。印度模式和南非模式为其他发展中国提供了通往可裁判性水权之路。比较而言,南非模式的优越性和其广泛的适应性给我国提供了制度移植的可能。宪法对公民水权和其他经济社会权利的承认、尊重和保护必须以其具有可裁判性为中心。因此,从长远来看,建立宪法诉讼制度或违宪审查制度,南非模式的可裁判性水权在我国才能通过法院获得有效执行。

城市老人社会福利研究——以杭州市下城区为例

社会福利作为公民权利的组成部分,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神圣权利。城市老人对社会福利存在着普遍需求。目前各个城市通过一系列措施推行老人社会福利政策,但仍然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福利碎片化以及福利权利缺乏有力裁判等现实问题。因此,完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老人社会福利是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之意。

互联网融资担保法律风险不能小觑

逐渐松绑的民间资本,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无穷活力,而互联网金融特别是'P2P+融资担保'模式的兴起,更是通过线上和线下结合,开创了新型融资担保的新模式。然而,这种新型融资担保模式背后的法律风险却不能小觑:其一,从总量上来看,虽然各P2P平台以串联各担保公司为债权转让、项目融资担保等提供融资性担保业务,担保公司高额注册资本能够给投资者信心,但按《融资性担保机构管理办法》

WTO安全例外条款:实践演进、路径选择与中国因应

WTO安全例外条款是近年来国际贸易政策研究的焦点问题。随着其核心概念“基本安全利益”从意指国防军事安全,扩张至地缘竞争和外交政策意义上的国家安全,安全例外成为大量出口管制和单边制裁的合法化理由,损害多边贸易体系的有效性。自2019年以来,WTO连续发布了俄罗斯运输限制措施案、沙特阿拉伯知识产权措施案、美国钢铝产品案及美国原产地标记措施案专家组报告,一致肯定涉安全例外争端的可裁判性。与此同时,有建议提出对涉安全例外争端适用非违反之诉或引入新的救济机制,通过补偿或授权报复,重建所涉成员在WTO协定下权利义务的平衡。该建议回避安全例外援引的正当性,且受影响方将无权要求撤销限制措施,不利于遏制单边主义。2023年1月,美国提出根据《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9条,对安全例外条款作出权威解释。各成员在争端解决领域的交锋,将可能扩展至多边谈判。中国可根据争端解决领域的新发展,与倾向于约束安全例外的其他成员加强协调,推动严格援引安全例外的纪律,完善遏制单边主义措施的国际法律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