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个人信息的识别标准及规范续造

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及其类型化问题是个人信息保护理论研究的原问题,也是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基础性问题。从域外法来看,个人信息界定模式发生了重大改变,即从“识别标准”发展到“识别+关联标准”。我国立法关于个人信息的界定尚未统一,理论上也尚未完全形成对个人信息内涵与标准的共识。在数字经济时代,传统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标准”存在操作难题,难以满足数字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分级分类是有针对性、差别化保护个人信息的重要进路,但整体而言,我国现有个人信息分类分级制度仍相对粗陋,个人信息收集知情同意规则、敏感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相关主体权利义务规则等仍有优化空间,特别是个人信息识别标准制度仍亟待改进。寻求个人信息范围之理论突破,可以识别标准为突破口,从单一“可识别”标准转向多元场景“可识别”标准,注重个人信息界定的情景化、弹性化、本土化。从制度创新角度,应当进一步创新我国个人信息内涵规则、外延规则、分类规则和分级规则等规则体系,实现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规范续造。

衍生作品虚拟角色版权保护标准构建论

从目前学界理论来论,对衍生作品虚拟角色版权的保护标准主要有可识别性标准、独特描述标准、场景原则标准等三种,而实践中现行著作权法及与其有关法律对衍生作品虚拟角色版权保护标准,未作出明确规定,目前普遍采取观众识别标准和形象固定标准。然而,采取观众识别标准与形象固定标准也存在其制度的局限性,对此,需要从以下两个维度进行标准的优化与建构:在主观标准的确立上应以可识别性为原则,而客观标准的确立层面则应以形象固定作为保护的关键要素。

已公开个人信息刑法规制的边界

已公开个人信息的刑法规制欠缺合理界限,司法实务中的部分裁判不仅对已公开个人信息的属性、范围和体系地位定位错误,而且忽视信息公开场景的不同,未对相关行为进行类型化分析。刑法保护已公开个人信息的边界是一个综合性的存在,涉及已公开个人信息的保护范围、保护目的和具体方案等三方面问题。在保护范围上,基于“可识别性”的界定标准以及“信息状态”的分类依据,已公开个人信息属于个人信息的下位类型,其范围应划定为完全对外开放的个人信息。在保护目的上,刑法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应理解为个人法益,即个人信息自由与安全,对已公开个人信息案件的处理不能脱离法益论的指导。在具体方案上,提出“类型化公开标准说”,已公开个人信息案件内部应当分为非法公开、自愿公开和强制公开三类,并应分别从违法性认识、信息控制权范围以及利益衡量这三个角度进行考察。此外,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的背景下,对相关案件的处理更应当重视与前置法的衔接。

功能性匿名方法对个人信息界分标准的重塑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以“可识别性”为标准划分个人信息保护范围。因该标准的自身缺陷,各国在数字化环境的实践中遇到不同的适用困境。功能性匿名将信息保护传统的一元标准转化为风险控制,从而极好地满足了信息利用与信息保护的双向需求。我国宜分整体架构与细节流程调整两步走,以递进的方式引入功能性匿名方法。对功能性匿名运行的评价可抽取外部约束与内部治理二阶层的五个指标,并从数据生命周期的角度应用该评价系统。

自媒体隐性广告规制之探讨——以他律与自律协同治理为视角

自媒体隐性广告侵害消费者权益、破坏行业竞争秩序,应当受到规制。目前我国在规制上存在障碍:广告可识别性标准制定得过于僵化,法律对广告主体及其责任规定模糊,制度建设上忽视了行业自律机制的重要性。因此,立法应当重新考量广告可识别性的标准,明确自媒体广告的主体及其责任。自律机制应作为有效对策被加以应用:行业自律组织应充分发挥其引领行业内市场主体自律的作用,各企业应注重对广告合作的把控并及时公开信息,自媒体平台应做到对自媒体信息及用户的适当监督与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