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可说:对言说之原初悖论的文学性裁决——“耶鲁学派”语言诗学管窥之三

耶鲁学派发现,遵循语言三维(所指之维、间性之维和自反关涉之维)的转换生成机制,文学言说发明了无数化解言说之原初悖论的表意手段或修辞策略。这些手段和策略包括:奇异性、扭曲或变形,悖论式表达,空间化;重复,隐藏或沉默,给出符号;隐喻的隐喻,将不可说主题化;悬而未决,生成性,见证,自我赋予,等等。这些手法不仅在可说-不可说的张力之间让不可说的神秘自身显形,而且将言说导向了思想与世界的原初起源之处,为形而上学的原初起源或终极难题提供了一种文学性的裁决。

数理逻辑下维特根斯坦的可说与不可说问题探究

维特根斯坦在其著作《逻辑哲学论》中对语言本身的规范性进行了探究,意图通过逻辑图示的提出明确可说与不可说部分的界限。对此问题的探究,通过数理逻辑的方式,以集合和图象的说明方式,分别从概念本身和反证法两个方面论证了该界限本身存在的矛盾性,但这种矛盾性只是针对界限的明确性而言,也就是说,并不存在这样一种“公式”可以将所有可说的说清楚,而这种可说与不可说的分类方式却是成立的,也是合理的。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可说与不可说是存在的但不是分离的,如果将二者完全剥离开就会陷入二元对立的矛盾中,对于世界而言,可说与不可说在同一件事物上的表现形式是混杂的、复合的,这也是维特根斯坦后期为何转入语言游戏的猜想之一。

壶关方言话语标记“你可说”研究

晋语壶关方言中,“你可说”以独立的形式出现在对话语境中,表示听话者对说话者所说话语的赞同或认可。与其他表示赞同或认可的方式不同,听话者只有在有某种不满、遗憾或羡慕的情感时才会使用“你可说”,其中不满的情感最为典型。本文在对壶关方言“你可说”的使用模式及使用情境进行描写的基础上,对“可说”类词的共时分布进行了调查,并对“可说”类词的来源进行了蠡测。

“可说”、“不可说”与语言非工具性

思维的维度分为两种:语言维度和非语言维度。这两个维度都可以通过表达方式在人际间进行沟通。语言维度通过语言符号来表达,非语言维度通过非语言符号来表达。语言符号的表达称为"可说",非语言符号的表达称为"不可说"。"可说"和"不可说"都是人类思维的重要表达方式,两者相互补充共同完成人类思维的表达。同时,"可说"和"不可说"具有共同的性质。"可说"和"不可说"是人类的共性表达。语言表达与非语言表达的统一性及其互补性所表现出的递归和自返特征体现了语言的非工具性质。

现代音乐:在可说与不可说之间

传统对音乐美的理解错置在认识论框架下,偏音乐的可说性于一隅,从而遮蔽了音乐的不可说性,失去了对音乐美的原本精神体认。站在现当代美学特别是现象学美学视野,当把对音乐美的理解归位于本体论语境,就会深感其音乐美的魅力就在可说与不可说之间。而这恰恰是现代音乐所遭遇的必然境遇。

论民族精神的可说与不可说

民族精神的话题有可说与不可说之分。一般民族精神是可说的 ,特定民族精神是否可说则不能一概而论。特定民族精神有实然层面的谈法与应然层面的谈法。在实然层面谈论特定民族精神既是不可证的 ,也是不利的。在应然层面谈论特定民族精神则没有以上问题和顾虑 ,既是可说的 ,也是有利的。所以 ,我们最好只在应然层面谈论特定民族精神。

缘何“不可说”——庄子论语言表达困境及其根源

庄子以语言为维度 ,通过将现存世界划分为“可说”与“不可说”两个世界的方式提出了“道不可言”这一语言表达困境问题 ,并指出“成心”之存在、“道”之本性和“言”之对象化是产生语言表达困境的主客观原因。

借“易”说艺——美的可说与不可说

"易"具有论幽明主变动的自然本体观,这种立足于"当然而然,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基础上的视域,强调人和自然之间的经验感动而疏远名理辨析,与文艺美感活动一脉相承。本文通过"易"独特的联系自然的思维方式,推演艺术与美。在美的可说与不可说、概念与非概念的统一和超越中,美成为最崇高和最珍贵的事物,它既是确定的,又是非确定的;它是最混沌不清的,又是最撼人心灵和不可取代的。美一旦形成为"秩序",便失去了它作为美而继续存在的价值。美无时不在"隐"与"显"之间转换,总是在有与无、语(可说)与默(不可说)之间往来游荡,无所驻足。

说说“可说”与“不可说”——读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

《逻辑哲学论》中的两个概念"可说"与"不可说"是理解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思想的关键;前者指有意义的命题,主要是自然科学命题,是可以清楚地说的;后者则包括"伦理"、"美学"、"形而上学"等不表达关于世界的事实的东西,是不可说的。哲学本身也是不可说的。

论逻辑在语言中的应用——评维特根斯坦的“可说”与“不可说”思想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中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那就是“界限”论,即什么可说、什么不可说,这也是维特根斯坦其它各种论题的基础。“可说”与“不可说”不仅是维特根斯坦阐述其哲学的主题,而且是维特根斯坦进行哲学思考的范式与界限。因此,理解维特根斯坦的“界限”论对于理解维特根斯坦的整个《逻辑哲学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早期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说”与“划界”思想

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试图为"思想""划界"。他将这个界限划在语言里,也就是"思想的表达"里,认为其中的一边是"可说的",而另一边则是"不可说的"。维特根斯坦认为传统哲学命题之所以"不可说",不是因为它们是"假的",而是因为它们违反了语言的逻辑,是"无意义"的。根据这一"划界"思想,维特根斯坦不仅把传统的形而上学彻底地排除出去,而且对哲学的功能和范围也进行了重新的界说。因此,厘清这几个概念对于理解早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非常关键。

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说”与冯友兰“负方法”之比较

维特根斯坦早期的逻辑分析思想与冯友兰先生的形上学之"正负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很大的相关性和相异性。运用比较的手法,对二者的关系作些梳理和分析:首先,二者相对应的"可说"和"正的方法"存有同源同归之处;其次,二者的"不可说"和"负的方法"又发生了殊途之别;文章最后就二者之间的这些差异作了原因的追溯和探讨。

象的思维:说不可说——中国古代形而上学方法论

本文认为 ,“象”的思维是中国古代哲学特有的本体论的思维方法。它是一种以“象”来把握“存在” ,并以对“象”的解说来把握存在本质的方式。“象”的思维不同于一般的形象思维 ,它的产生源于本体论之“说不可说”。它所给出的“象”不同于一般的事物形象。它通过“象”所给出的存在本质也不同于抽象思维所给出的本质。“象”的思维不仅存在于哲学 ,也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相比于西方哲学“是”的思维 ,“象”的思维诚然有自己的缺点 ,但也有自己的优点。在今后的时代中 ,“象”的思维应当有自己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对“不可说”的言说——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时间主题探析

时间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主题,也是基调。透过内在的时间链条,诗人表达了他对人生、友谊和艺术的思考,充满了哲理和启迪。时间残暴无情,人类只有通过结婚生子、诗歌创作和忠贞的爱情来对抗并征服时间。根据维特根斯坦的理论,在这些抗争中潜伏着莎士比亚"不可说"的内在主题——即对人的讴歌。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对人的能力的肯定以及对人类所创造的艺术美和美好爱情的自信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的充分体现。

“可说与不可说”之说

“凡是不可说的东西,必须对之沉默”,这是维特根斯坦的一句名言,也是他的被引用最多、所用范围最广的一句话。但是这句话的含义是不是像它字面上的那样清晰,却是值得思考的。维特根斯坦确实谈到一些不可说的东西,但是我们所要做的,最主要的是要看到他的本意是什么,他最主要的意图是什么。这样,我们对他的不可说之说才会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我们才能够正确阐述他的不可说之说。

论禅宗语录中“不可说”的语言艺术

禅宗语录中蕴含着丰富的语言艺术,其说教语言艺术主要强调学习者的自我体验即禅"不可说"。"诸佛妙理,非关文字"是指禅宗说教时不拘泥于固定的文字形式,但并非不要文字。

论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说”与禅的“不可说”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提出"不可说"的命题,这与禅的"不可说"不谋而合。本文从三个方面比较二者的言语观:什么不可说,为何不可说,如何说"不可说",以期探寻中西方哲学思想中"不可说"的本质。

说“不可说”——庄子的“道”“言”悖论及其超越方式

庄子发现了“道”既“不可说”却又“不可不说”的哲学悖论 ,把哲学的沉思由“说什么”(“可说”还是“不可说”)而转向了“怎么说”(“思维的说”还是“诗意的说”) ;其方法和路径便在于使哲学言说方式从“思维的说”(“俗言”)转向“诗意的说”(“道言”) ,从而克服“不可说”这一语言困境 ,完成其“说‘不可说’”的哲学使命。

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说”思想及其启示

维特根斯坦是20世纪公认的天才哲学家之一。他在其早期哲学著作《逻辑哲学论》中多处谈及"不可说"的东西。维特根斯坦在前期哲学中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发现世界的、语言的结构等具有相同的逻辑结构。他认为逻辑形式、哲学问题、伦理学、美学和神秘的东西不可说。不可说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凡是不可说的东西,则必须对此保持沉默,因为在静默中,人们才可能领会到哲学的最高境界——对世界、对生命本质的思考。通过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说"思想,我们能得到一些生活及生命的启示,它将启迪我们对世界、对语言、对生命意义进行新的思考。

不可说,不说——对庄子“道不可言”的一次后现代解读

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哲学内容博大。其中,在老子的一系列辩证命题中,都体现了正言若反的特点。在庄子看来,欲还大道,需绝圣弃智,同时,"道"的特点之一即为"道不可言",欲还大道,亦需拥有"与天和"的审美心境。解读老子和庄子的上述命题,对于深入理解他们的哲学思想大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