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土地发展权转让定价主体、模型、制度的演进及启示

文章按时间顺序系统梳理了美国私人自由市场下土地发展权转让的产生背景及定价主体与模型,政府调控土地发展权转让的组织机构与相关制度的形成及制度的执行效果,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协调作用下土地发展权转让定价主体与模型、制度对定价主体与模型的影响及定价主体与模型对制度的再影响。中国目前推行的征地补偿政策缺失了土地发展权对价,导致土地开发配置呈现"底部竞争"势态,应充分借鉴美国土地发展权转让及其定价经验,建立适用中国特色的土地发展权转让定价模型,并以非营利组织形式确立中国特色的土地发展权组织管理制度。

土地发展权转让制度的再思考

[目的]在分析土地发展权转让制度运行机制的基础上,探讨其缺陷的具体表现。结合我国现实情况,提出适合我国基本土地制度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设想,在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大背景下,以期平衡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增益分配。[方法]文献资料法、比较分析法、模型分析法。[结果]土地发展权转让制度存在自身和适用性的缺陷:其运行依赖于发展权供需、增加对土地的消耗、导致新的不公;在我国缺少运行的外部条件、造成巨大制度转化成本等。[结论]土地发展权转让虽然有一定借鉴意义,但寄希望于配置土地发展权来平衡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既无必要,也不可行。要使农民能真正分享城市化的成果,一方面要通过完善我国现有的土地增值税征收制度,充分发挥其二次分配作用,另一方面应当加快我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的建设。

基于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土地发展权转让机制研究

由于承担着国家生态安全的功能,自然资源丰富但经济基础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在规划严格的开发管制下丧失了通过工业化摆脱贫困的发展机会,形成了提供公共生态产品与经济脱贫发展的尖锐矛盾。因此,主体功能区规划在实现空间有序开发特定目标的同时,会导致不同类型区域陷入"暴利-暴损"的困境。为解决规划所带来的不同区域发展机会的失衡,建立长久有效的区域间利益协调机制迫在眉睫。只有从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出发,构建好主体功能区间的土地发展权转让机制,才能为协调受限功能区和非受限功能区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创立新的突破口,并逐步缩小不同类型功能区间的发展差距。

土地发展权转移模式研究——以美国“TDR”为例

一、前提条件 一是土地私有制；二是土地开发权是从属于所有权并可与之分离而独立支配的财产权。 二、主要内容 （一）首先要明确正当的公益目的，如开辟空地、保护农用地与历史古迹等等。（二）确定开发权转让区域与受让区域，保持开发权转让区域与受让区域位置与地方综合规划政策的一致性。一般开发权受让区在开发权转让区的旁边。政府只规划转让区和受让区，土地发展权从转让区移转到受让区完全采用市场机制，由转让方和受让方协商确定土地发展权价格。

美国的土地发展权

按照美国土地发展权授权法的规定,土地发展权是指土地所有人遵守土地开发的法律规定,将某块地或其上的建筑物用于某种特殊用途,包括开发地或其上建筑物的面积、密度、容量和高度.土地发展权是可以与土地所有权分离的一种财产权.

美国土地发展权制度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急剧向外扩张,占用了大量耕地,另外,各地出于发展经济需要,征用大量农地建设工厂,农地数量锐减。从根本上解决耕地保护问题,需要从制度设计角度出发,完善土地权利体系的法制建设,切实保护耕地。美国土地发展权制度对于保护耕地,减少农地流失作用明显,值得借鉴。

基于可转让发展权模式的折抵指标有偿调剂政策分析——一个浙江省的例子

从土地发展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可转让发展权制度较之于分区制具有灵活性、易接受性等优势。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中的浙江省,采取了类似于可转让发展权制度的折抵指标有偿调剂政策,以解决当前土地管理制度下耕地保护与建设占用耕地指标严重不足的矛盾。折抵指标来源于土地整理,一个土地整理项目完成后,其实际增加的有效耕地面积的一定比例(浙江省为72%)可以作为建设占用耕地指标(即折抵指标)。折抵指标有偿调剂政策就是允许折抵指标在浙江省范围内进行跨县(市、区)调剂,实质上就是折抵指标的交易。通过建模对折抵指标调剂政策的经济效果进行深入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指出,在边际收益拉平效应的作用下,折抵指标有偿调剂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本文同时还探讨了其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对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折抵指标有偿调剂政策提出了一些设想。

外部性作用下的耕地非农化权配置——“浙江模式”的可转让土地发展权真的有效率吗?

近几年来在浙江等沿海发达省份出现的可转让土地发展权政策,实质上是一种以市场化手段在区域间配置耕地非农化权的制度创新,相对于规划(计划)指标体系,这些政策体现了一种耕地非农化权空间配置的市场化方式。本文对我国当前区域间耕地非农化权配置状况的分析结果表明,在地方政府实际握有耕地非农化权的制度安排下,无论是用计划手段还是用市场手段来配置耕地非农化权,都会在耕地保护正外部性的作用下失灵,而"浙江模式"作为一种自发性质的市场,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其失灵所带来的损失会超过计划失灵的损失。本文还在讨论"科斯定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科斯式的"功利主义"权利界定法则并非解决外部性的有效法则,因而科斯式的市场方式也并非有效的方式,只有居于"自然的公正"法则构建的契约型市场,才是解决耕地保护外部性的正确途径。

国外土地发展权转让理论研究进展

运用文献检索和比较方法,回顾国外近40年来土地发展权转让领域的研究进展,探讨这一政策工具对我国土地管理的借鉴意义。结果显示,国外土地发展权转让作为一种市场性的政策工具,它在分区规划的框架内通过引入经济诱因实现对农地、环境敏感区、开敞空间、历史遗迹等特定类型土地的有效保护,一定程度上校正了分区管制的强制性和刚性。对于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而又受到土地资源严重制约的中国来说,发展权转让这一理论和政策工具具有较大的借鉴和应用价值。不过,将这一理论和政策工具引入中国,必须从中国独特的土地物权结构出发,进行本土化的理论再创造和制度再创新,并尤其要注意借鉴以项目方式实施土地发展权转让的外域经验。

从指标权交易到发展权交易——美国TDR制度对地票制度的启示

大洋彼岸的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开启了土地管理的市场化路径,TDR(可移转发展权)交易制度勃兴,该制度如今更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可。无独有偶,我国各地亦普遍开展了土地管理的市场化实践,这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地票交易制度。虽然体制有别、环境各异,但是我国的地票交易制度与美国之TDR制度拥有相同的核心理念——将土地权利市场化,以及诸多共通之处。然而,众多非市场化的制度设计导致地票使用范围有限、市场空间狭小,而市场化又恰是美国TDR制度的优势。据此,以美国发展良好的TDR制度为鉴,为地票交易制度的完善提供理论支持,既是地票交易制度发展的可行路径,又是契合十八届三中全会"市场决定论"的理论选择。

土地发展权及其交易——基于农地保护的政策工具

城市化进程中农地的非农化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探索如何集约地开发城市土地和有效地保护农地的土地使用方式。发达市场经济中,土地发展权已经成为保护农地和开阔空间的政策性工具。通过发展权的购买或发展权的转让,既限制了农地的无序开发,又弥补了土地发展权的潜在损失,较好地保护了农地。中国在农地保护上虽然实施了最严格的措施,但在效果上却未达到预期的目的,这其中土地开发的收益、农地保护的成本、土地资源使用的效率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为了在城市化进程中更好地保护农地,应引入经济利益的因素和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借鉴土地发展权政策工具的理念和操作方式对我国土地利用中出现的问题加以研究和解决。

浙江省土地利用规划调控存在的问题及改革途径

通过分析浙江省1997-2005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数据和空间布局情况,发现规划调控中存在的问题,探讨规划改革的技术途径,提高规划的调控能力。建议在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与实施中,设立城镇"弹性发展区",编制弹性规划,增加规划布局的预留空间和灵活性;采用多尺度规划同步编制,重视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用地安排,提高规划布局的精度;基于"基本农田异地代保"与"异地补充耕地",完善规划数量调控制度;将"可转让土地发展权"制度引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使农用地保护者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