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消费者对产地信息属性偏好的可追溯猪肉供给侧改革研究

基于目前市场上可追溯食品品种单一且存在明显结构性失调的现实特征,本文以可追溯猪肉为案例,运用真实选择实验与Logit模型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对可追溯猪肉设置可追溯信息、可追溯信息真实性认证与价格属性的基础上,将产地信息属性纳入可追溯信息属性体系,研究消费者对产地标签的认知与产地属性支付意愿,以及影响消费者对加贴产地标签的可追溯猪肉购买选择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在构成可追溯猪肉的不同类别的信息属性及其层次中,消费者对可追溯信息真实性政府认证属性的支付意愿最高,其次是对高层次可追溯信息属性的支付意愿,而且相对于外地产标签信息属性,消费者更偏好于具有本地产标签的可追溯猪肉。同时消费者对产地标签的认知与家庭收入状况,显著影响其对加贴产地信息属性标签的可追溯猪肉的购买选择。本文研究的政策含义是,现有可追溯猪肉所包含的安全信息属性残缺不全,并不具备事前预警功能,品种存在着明显的结构性失调,应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鼓励生产者生产多信息属性的多品种可追溯猪肉,同时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丰富市场以满足不同的消费需求;与普通猪肉相比较,可追溯猪肉的市场价格上扬,可通过实施精准减税等政策引导可追溯猪肉的生产,以降低可追溯猪肉的市场价格,扩大可追溯猪肉的市场容量;在稳定生猪养殖等支持政策的同时,逐步推行产地政策,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建立信任关系,提供猪肉安全信息甄别机制。

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的购买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北京市495位消费者的问卷调查

利用北京市实地调查的495份消费者问卷,依据计划行为理论,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的购买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消费者对可追溯食品的认知水平整体不高,电视、食品标签、网络是人们了解可追溯食品的三种最主要渠道;购买可追溯食品的消费者不多,其中以购买过可追溯猪肉的消费者最多;在假设市场上的猪肉全部实施可追溯的情境下,若猪肉价格不变,大多数消费者的猪肉购买量不会发生变化,但若猪肉价格提高,较大比例的消费者表示猪肉购买量会减少;权益保障因素反向显著影响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的购买意愿,外界刺激因素正向显著影响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的购买意愿。政府应加强对消费者关于猪肉可追溯体系的宣传力度、鼓励公众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建设。

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为切实保障食品质量安全,全国正逐步推广可追溯体系。文章基于山东省617位消费者的调研数据,通过二元Logisitic回归模型分析并测度消费者对生鲜猪肉可追溯体系的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对追溯食品的认可度、对可追溯制度重要性的认识、自身年龄及家中是否有孕妇等变量显著影响消费者对可追溯产品支付的意愿;并进一步通过模型测算出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的支付溢价为1.19元/斤,溢价水平为6.6%。

消费者对不同安全信息属性可追溯猪肉偏好的研究

食品可追溯体系是通过在供应链上形成可靠且连续的安全信息流,从而确保食品具备可追溯性,以克服由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食品安全风险。由于建立完整的可追溯信息体系必将增加食品的成本,并传导到价格之上,未必能满足消费者偏好。针对消费者偏好,选择实验是当前研究的主流方法。由于选择实验存在不相关独立选择的偏误,本文以河北省唐山市1 200位猪肉的消费者为案例,设定生猪养殖场信息、食用的饲料信息、屠宰信息、猪肉加工信息、猪肉防腐剂使用信息以及贮存信息等六种可追溯安全信息,以20位专业人士对可追溯猪肉成本的估计为基准,上下浮动10%,设定三个价格层次,引入菜单选择实验就消费者对不同可追溯安全信息的偏好作出实际调查,以克服选择实验存在的缺陷。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入潜类别分析方法,研究了消费者群体对可追溯猪肉不同安全信息属性的偏好。潜类别分析的配适性检验结果显示,消费者可以分为"高级"、"中级"、"低级"三类群体。其中,低级消费者可能性最大,其次为高级消费者,中级消费者的可能性最小。这表明,中国的消费者群体存在两极分化。高级消费者群体多数关注生猪养殖场、生猪饲料以及猪肉加工安全信息属性;中级消费群体多数关注生猪养殖场与猪肉加工安全信息属性;低级消费者群体只关注猪肉加工安全信息属性。生猪屠宰场、是否使用防腐剂、贮存猪肉的冷库三个安全信息属性不是主要被关注的属性。为防范食品风险并满足消费者偏好,本文在模型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需要建立不同层次(包含不同完全信息属性)的猪肉可追溯体系,提供生猪饲养、猪肉加工两类安全信息则是建立可追溯体系的必备前提。同时,本文指出,需要从政府、企业、消费者在食品可追溯体系中的基本特征与功能定位出发,探索并形成额外生产成本的合理分担机制。

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的认知和支付意愿研究

【目的】为了提升猪肉可追溯体系的实施效果,探讨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的认知和支付意愿。【方法】运用描述统计和多元选择回归模型,基于北京市、石家庄市和秦皇岛市762位消费者的调研数据进行研究。【结果】结果表明:大多数消费者没有意识到自己购买可追溯猪肉,三个城市的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的支付溢价分别为每500克2.04元、1.45元和1.40元。性别、家庭收入、对食品安全的关心程度、对可追溯食品的认可程度等因素影响消费者的支付水平。【结论】政府应该加强监督与管理,保证猪肉质量安全追溯信息的真实性与可靠性;生产厂家及销售商应该多在卖场进行宣传和促销活动,提高消费者对可追溯体系与可追溯猪肉的关注度,以此提高消费者对于可追溯猪肉认知度、信任度和支付意愿。

基于BDM实验拍卖法的消费者对不同信息层次可追溯猪肉的支付意愿:江苏无锡市的案例

本文以江苏省无锡市131名消费者为对象,采用BDM实验拍卖法研究消费者对不同信息层次可追溯猪肉的支付意愿。研究结论表明:女性、年轻、高学历、对可追溯食品的认知程度越高则对高层次的可追溯猪肉具有更高的偏好。生产不同类型的可追溯猪肉以满足市场需求,既是对生产者提出的客观要求,也是食品工业结构转型的需要,更能保障食品安全。

信息源信任对消费者可追溯猪肉购买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上海市和济南市1009份消费者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上海市、济南市实地调查的1 009份消费者问卷数据,以可追溯猪肉为例,运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和二元Probit模型,分析信息源信任对消费者食品购买意愿影响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仅有30. 72%的受访者知道可追溯食品,主要通过网络、电视与食品标签渠道了解可追溯食品的相关信息;经情景模拟信息强化后87. 4%的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有购买意愿;消费者对政府发布的猪肉追溯信息较为信任;信息源信任变量通过影响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的消费信心进而影响购买意愿;消费比重、年龄及学历变量显著影响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的购买意愿。最后提出加大对食品可追溯体系宣传的力度,鼓励消费者积极查询可追溯信息,国家层面做好顶层设计,建立统一的信息发布平台等相关对策建议。

政府补贴与可追溯猪肉市场份额研究

以江苏省无锡市410位消费者为样本,以可追溯猪肉为案例,运用基于选择的联合分析方法,研究消费者对不同层次可追溯猪后腿肉的偏好,并由此构建不同形态的可追溯猪肉轮廓,模拟在不同市场方案情景下,不同政府补贴对可追溯猪后腿肉的市场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消费者最偏好可追溯信息属性,可追溯猪后腿肉市场份额均随着政府补贴的增加而上升;以政府补贴与市场份额弹性为标准,政府对可追溯猪后腿肉的补贴以3%为最佳。

现实情境视角下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实际选择行为的研究

研究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的实际选择行为,对于促进可追溯猪肉市场推广、完善猪肉可追溯体系建设和推进生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现实情境视角,借鉴人口迁徙推拉理论中的PPM模型,从推力、拉力和锚定三大作用力的角度构建理论框架,分析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实际选择行为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利用北京市猪肉消费者的调查数据,采用双尾截取Tobit模型,实证分析各因素对消费者可追溯猪肉实际选择行为的影响,并通过计算边际效应或弹性识别其影响程度。研究发现:消费者认知对可追溯猪肉实际选择行为具有显著拉力作用,尤其是对可追溯猪肉优势属性信任程度的拉力作用更大;可追溯食品消费经历具有调节效应,可以进一步强化消费者认知的拉力作用;收入、城乡身份、家庭人口结构对消费者可追溯猪肉实际选择行为具有显著锚定作用。据此提出应加大对可追溯猪肉优势属性的宣传和溯源能力、质量安全保障水平的监管,加快推进完善猪肉可追溯体系建设等政策启示。

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的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上海、济南消费者为例

基于上海、济南的消费者问卷调查数据,以猪肉产品为例,运用二元Logit模型研究消费者对有原产地信息属性可追溯猪肉的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消费者对"可追溯食品"或"食品可追溯体系"的认知度偏低,经信息强化后大多数受访者认为相比普通猪肉可追溯猪肉更有助于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更有助于维护和提升企业声誉。由模型的结果可知家人支持、投标价格、家庭人均月收入、老人情况等4个变量显著影响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的支付意愿,并提出应加强宣传力度提升溯源意识,完善原产地档案建立,健全监管机制,建设政府、消费者、生产经营者联合共治的额外成本分担机制等对策建议,希望可以为政府和企业的决策提供客观依据。

融入动物福利属性的可追溯猪肉偏好与支付意愿研究

基于中国猪肉安全及可追溯体系建设的客观现实,构建由动物福利、原产地、可追溯信息等属性组成的猪肉可追溯体系,以江苏省无锡市区305位消费者为研究样本,采用真实选择实验方法,应用随机参数Logit模型、潜在类模型等工具,研究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不同属性的偏好及支付意愿。研究表明,消费者最偏好可追溯信息属性,其次为原产地、动物福利属性;在动物福利属性中,消费者最偏好卫生动物福利,其次为生理动物福利和环境动物福利,且消费者对各个属性的不同层次均有一定的支付意愿。研究表明,可追溯猪肉属性的消费偏好存在异质性,据此可将消费群体分为质量安全偏好型、价格敏感型、本地产偏好型、低层次可追溯信息偏好型等四类。新冠疫情的全球爆发,加快了将动物福利属性融入新型动物源性食品可追溯市场体系的步伐。政府应鼓励厂商生产经营丰富多样的可追溯动物源性食品,既可有效保护动物福利,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又可发展新型动物源性食品市场,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

k-modes聚类方法的改进与在可追溯猪肉消费偏好研究中的应用

可追溯食品消费偏好等实证调查中具有大量的分类属性的数据,而常用的k-means聚类方法主要适用于连续的数值型数据,难以精确分析可追溯食品消费者类别.为此,引入k-modes聚类方法,通过改进聚类精度,改善聚类流程,改进了现有的k-modes算法,以更好地应用于分类属性数据的聚类分析.以分类正确率、类精度、召回率和平均迭代次数为评价检验的具体指标,相关检验表明,与经典k-modes聚类算法等相比较,改进后的k-modes聚类算法在标准数据集上实验结果良好.在此基础上,以可追溯猪肉为案例,通过菜单选择实验法收集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信息属性偏好的数据,建立仿真分析流程,运用改进后的k-modes算法进行聚类分析,研究了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属性的群体性偏好.仿真结果显示,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信息属性的偏好具有明显的层次性、差异性,可基于消费偏好将消费者划分为4个类别.

不同质量安全信息的可追溯猪肉支付意愿研究——以山东潍坊消费者的调查为例

可追溯体系的引入能降低食品安全风险,然而在食品可追溯体系的实施过程中存在诸多难题。在此背景下,以山东潍坊消费者为研究对象,就不同质量安全信息的可追溯猪肉支付意愿展开调查。结果表明,消费者对食品可追溯体系的引入有较高期待;消费者更倾向于购买仅有养殖信息及同时具有养殖和屠宰信息的可追溯猪肉;年龄、学历、收入水平、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家中有无孕妇等因素均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

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与普通猪肉相比,可追溯猪肉价格较高,消费者是否愿意对可追溯猪肉支付额外价格,对猪肉可追溯系统的顺利实施尤为重要,甚至关系到食品安全问题的顺利解决。以扬州市消费者为调查对象,设计问卷,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利用回归分析模型离析出影响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研究得出:消费者是否知道可追溯的意思、是否去过超市购买猪肉、是否查过可追溯码三个因素显著影响其对可追溯猪肉的支付意愿。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加大对猪肉可追溯系统的宣传、优化猪肉可追溯系统的操作平台、解决可追溯猪肉额外成本的合理分担及成本控制问题等政策建议。

广州市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消费意愿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广州市消费者的问卷访问调查,分析广州市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的消费意愿,以及在广州市建立猪肉可追溯系统的实施可能性,采用有序Logit模型对广州市消费者的访问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广州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有着显著的消费意愿,且城市消费者略高于农村消费者;在建立和改善广州市猪肉可追溯系统上,利用现有设备减少成本是关键,应避免实施可追溯系统带来的猪肉价格大幅度上涨;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也显著影响对可追溯猪肉的追加支付意愿。提高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挽回消费者对广州市猪肉安全的信心,是推广猪肉可追溯系统的关键。在可追溯猪肉消费的普及上,循序渐进是关键,应给消费者适应过程。

可追溯猪肉原产地属性与可追溯信息属性的消费者偏好分析

本文以中国江苏省无锡市110位消费者为样本,采用真实选择实验的方法,借助随机参数与潜在类别模型研究了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属性及其层次的偏好。结果表明,消费者对可追溯信息真实性的政府认证属性支付意愿最高,对原产地属性的支付意愿高于对可追溯信息属性的支付意愿,且追溯到屠宰加工环节的可追溯信息属性与本地产属性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与外地产属性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因此,尽管消费者群体存在异质性,但不同类别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的本地产属性均具有一定的支付意愿。故在中国可追溯食品市场建设初期,在可追溯食品属性体系中设置原产地属性具有积极意义。

信息源信任对消费者食品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以可追溯猪肉为例

基于北京市、西安市消费者实地调查数据,以可追溯猪肉为例,运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和二元Probit模型,分析信息源信任对消费者食品购买行为,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消费者对可追溯食品的认知度整体不高,只有32.68%的人知道可追溯食品,购买过可追溯猪肉的比例更低,只有12.53%的人购买过;电视、网络、食品标签是消费者了解可追溯食品相关信息的3种主要渠道。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的消费信心整体较高,但对猪肉追溯信息发布方的整体信任度不高;信息源信任变量显著影响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的消费信心,消费信心变量显著影响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的购买行为,信息源信任通过直接影响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的消费信心起到间接影响消费者可追溯猪肉购买行为的效果;收入水平、购买成员、购买场所、职业、地区等变量显著影响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的购买行为。因此,提出加大猪肉可追溯体系宣传力度并提高消费者追溯查询意识和习惯、规范追溯信息查询渠道并由政府发布追溯信息等相关对策建议。

消费者食品安全信息需求与支付意愿研究——基于可追溯猪肉不同层次安全信息的BDM机制研究

由于市场需求不足,我国可追溯体系建设发展缓慢。对此,本文以江苏无锡市消费者为例,以可追溯猪肉为研究对象,构建含有养殖、含有养殖与屠宰以及含有养殖、屠宰、运输销售由低到高三个层次的可追溯猪肉,引入BDM机制对消费者相应的偏好作出实验研究。在此基础上,通过MVP模型对影响支付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BDM机制拍卖实验研究表明,消费者愿意为可追溯猪肉的安全信息支付额外的价格,支付意愿随着安全信息层次的上升也相应提高。MVP实证研究表明:女性、中老年消费者更偏好第二、第三层次安全信息;低学历消费者相对于高学历者对各层次安全信息均有较高的支付意愿,而关注食品安全的消费者更偏好第三层次安全信息;了解"瘦肉精事件"的消费者对各层次安全信息均有较高的支付意愿,并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了促进食品安全消费公共政策的相关建议。其中,本文所应用的BDM机制以及MVP模型在公共政策管理研究领域中尚属首次。

消费者对含有不同质量安全信息可追溯猪肉的消费偏好分析

基于现有的研究文献,本文在对可追溯猪肉不同质量安全信息做出设定的基础上,通过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了山东省潍坊市765位消费者对含有不同质量安全信息的可追溯猪肉的偏好。研究结果显示,消费者对食品质量安全的关注度、对可追溯食品的认知、关注"猪肉可追溯标签"信息、自身收入与家中是否有孕妇、受双汇"瘦肉精事件"影响等变量显著影响其对含有不同质量安全信息可追溯猪肉的偏好。对变量边际效应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偏好可追溯猪肉的消费者更偏好含有养殖与屠宰信息的可追溯猪肉,高收入消费者则偏好同时含有养殖、屠宰、加工三种信息的可追溯猪肉,收入水平是影响消费者选择含有不同层次可追溯信息猪肉的主要因素。

纵向协作模式对生猪养殖场户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意愿的影响

利用北京市234个生猪养殖场户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构建二元Logit模型定量分析了纵向协作模式及其他因素对生猪养殖场户猪肉可追溯体系参与意愿的作用方向和影响程度。研究发现:纵向协作模式显著影响生猪养殖场户的猪肉可追溯体系参与意愿,加入合作社的养殖场户比未加入合作社的养殖场户更愿意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通过市场自由交易销售生猪的养殖场户比通过协议交易销售生猪的养殖场户更愿意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另外,可追溯食品认知水平、养殖规模、文化程度和风险态度也显著影响养殖场户的猪肉可追溯体系参与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