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台北人》的“神圣空间”

白先勇《台北人》的表现主题除了以“今昔之比”为主要内容的时间主题外,还有一个更为本质且少有人关注的空间主题,此空间主题可称之为“神圣空间”。在《台北人》中,白先勇通过“时间的空间化”和“空间的时间化”,使空间成为一种具有表现力的积极因素,空间不仅是时间的标识物,而且还是推动时间之流的“框架性的事物综合体”。这导致“今昔之比”的表现内容最后却落实为两个空间的对比,在此基础上,“神圣空间”主题得以凸显和确立。《台北人》叙事中存在着“神圣空间”/“世俗空间”互相比照的空间结构。在此结构中,“神圣空间”是小说人物灵性存在的关键所在,当人物被“贬谪”入“世俗空间”,其灵性以及与灵性相关联的美好品质便趋于消亡。小说人物的塑造就是围绕此“神圣空间”主题而展开。

文化语言学视野下的《台北人》亲属称谓语研究

《台北人》中的亲属称谓语具有系统多样、南腔北调等特点。与此同时,称谓语在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关系、凸显作品主题等方面有重要意义。运用文化语言学相关理论知识,对作品中亲属称谓语的特点及其背后所蕴含的中华传统文化因素进行深入考察,为《台北人》的语言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也有助于提高人们日常口语交际的效果。

空白与充盈——论白先勇《台北人》的叙事策略

白先勇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中处处充满着“空白”的叙事艺术。在叙事视角方面,小说视角转换灵活多变,运用缺乏心理描写的全知视角,采用有距离的旁观者视角,以视角的遮蔽造成小说的“空白”;在情节设置方面,作者常进行情境化的写作,对部分故事情节进行隐没,同时采用开放式的结尾增加小说的“空白”张力;语言运用含蓄节制,但又能形成四两拨千斤的巨大情感力量。同时,小说中随处可见的象征暗讽和细节让文章在“空白”之余反而更有内涵,让“空白”不至于沦为虚无。

《台北人》中人物命名的艺术

《台北人》是中国台湾作家白先勇创作的一部短篇小说集,白先勇凭借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学基础,塑造出了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从人物命名的手法上看,他笔下的人物姓名别有深意。他调动汉字音义的独特性以及色彩词的艺术性对人物进行了多角度的命名;其作品中的人物名字不仅暗示了人物的命运或故事的发展,还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小说主题。白先勇在人物命名艺术上的成就与探索,得益于他对古典文学及传统文化的赤诚之心,也与他的创作风格息息相关。

文化寻根视域下白先勇《台北人》中流寓者的身份重构困境研究

台湾“寻根”小说作家大多是离开大陆来到台湾的人,其在创作时面对身份、地域、时间的差异所带来的错位,以及由此引起的民族身份危机与个体文化认同的虚无感,表现为在身份重构的困境中对中华传统文化与大陆的强烈追求欲以及求而不得的失落感。白先勇的创作在大陆与台湾这两个故乡之间架起了一座历史的桥梁,通向一条文化身份的确认之路,展现了其对大陆文化的强烈认同,对真正精神家园的追寻。本文从白先勇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中众生的“千奇百怪样”切入来解读文本,真切感知小说中流寓者的多重痛苦,体会作者对文化根蒂难以追寻的感伤和惆怅,进一步探讨在多元文化冲击下民族身份认同的实现路径。

白先勇《台北人》女性形象探析

《台北人》是著名作家白先勇的经典之作。小说塑造了多个迥然不同的女性形象。由于自身经历影响,白先勇对女性有着独特的看法。本文着眼于《台北人》中的女性人物,通过分析不同女性的形象,再结合她们的悲剧命运,总结作者的女性观。

白先勇作品《台北人》自译本中的女性主义翻译

将性别观点引入翻译领域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汇合了翻译实践和女性主义思想,为翻译理论开辟了崭新的领域。小说集《台北人》是旅美台湾作家白先勇的代表作,该小说集描述了很多异乡人在台湾的经历和故事。本文将从女性主义视角对白先勇作品《台北人》的自译本进行分析,指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进行了增补和劫持,彰显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女性主义立场。

论白先勇惯习的形成及其对《台北人》英译的建构

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视角方兴未艾。文章从布迪厄的惯习理论出发,探索白先勇文学惯习和翻译惯习的形成、特点与相互关系,揭示其翻译惯习形成是"结构化"了的结构以及这种惯习在其翻译活动中的"结构化"作用。然后以《台北人》为例,印证该翻译文本是白先勇的文学惯习和翻译惯习协同《台北人》译者群体惯习的"结构化",这种"结构"通过翻译场域进一步"结构化"社会,完成个体与社会的互构循环。

结构主义视野下白先勇《台北人》新读

在《台北人》的思想体系中存在着一个非常复杂的循环否定的二元对立关系。一方面,作者通过对秋天与冬天衰败零落的景物、寂寥凄清的气象的偏重性叙述,暗示了自然界对人类的冷漠与蔑视以及人的生命在流动的时间面前的困窘与无奈。另一方面,作者又不满足于对过去的留恋,而是对现在与未来保持着不懈的好奇和追索。与这种复杂的意蕴相一致,《台北人》中又存在着空间形态与空间经济两种对立的深层结构模式。

布迪厄社会学理论视角下《台北人》的英译及传播探析

《台北人》是中国台湾作家白先勇的代表作之一,其英译由作者白先勇与同事叶佩霞和编辑高克毅合作完成。基于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分别从惯习、资本和场域三个层面对《台北人》的英译及传播历程进行分析。首先考察白先勇文学惯习和译者惯习的形成及其在翻译活动中的介入,分析合译者叶佩霞和高克毅各自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及其对翻译过程的影响,并探讨《台北人》译本在不同文学场域中的播迁,以期透视该作实现成功英译和传播的过程及其背后的社会运作机制。

论《台北人》中的上海形象

白先勇的小说集《台北人》塑造了独特的上海形象 ,不同于大多数二十世纪中国作家笔下上海的丰富的文化表象和文化内涵 ,而以较为单一的都市表象 ,成为浮华与物欲的能指 ,并以都市空间的身份承载作品的时间主题 ,承担文本的叙述功能 ,从而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上海形象序列中体现出独特的认识价值。

论《台北人》中英对照版的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传播

《台北人》是一部反映20世纪50年代大陆人去台湾生活的心理面貌的小说集。白先勇组织成立翻译小组,承担该书的英文翻译工作,在其推动下,《台北人》中英对照版问世。该书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与翻译研究价值,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传播与东西方文化交流,给读者带来了阅读乐趣。

《台北人》中女性群像的内涵和艺术塑造

白先勇的小说集《台北人》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深刻地揭示了作品的主题,首先表现了"台北人"对往昔繁华昌盛的追忆,表达对"人生如梦、人世无常"的命运感慨;其次真实再现了"台北人"的生存状态。在艺术上,作者能有机糅合西方现代派艺术手法和中国传统笔法,运用意识流、"赋比"技巧、独特的叙事视角,以及人性的"美丑对照原则"来塑造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因为内涵的丰富和艺术的独创而具有恒久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迁移者的悲歌——评白先勇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

白先勇用其悲天怜人的大椽之笔深入到"台北人"悲苦的现实命运中,在今昔荣辱、物是人非、命运无常的变迁中,表达了人世沧桑的悲凉之感、历史兴亡的伤怀之情,为这些"台北人"和逝去的时代唱出了一曲无尽哀婉的悲歌。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浅议《台北人》中花的隐喻

《台北人》以揭示特定人群 (多为从大陆到台湾的上流社会人物 )的精神和物质困境的方式昭示人生。花也在小说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或另类 ,或传统 ,它是作者隐喻情感纠葛和进行人格比照的一个途径。花以存在这一现实演绎着人生的美丽与哀愁。

流寓身份与故乡认同——白先勇作品《台北人》研究

白先勇由于特殊的出身和漂泊的经历,一生都处于"浮萍"式的迁徙漂泊中,对"家"和大陆"故乡"存在空间的焦虑之情,其创作的《台北人》以"对比心态"(以台北和桂林对比)"回忆姿态"(回忆在大陆曾经的奢华)"自我放逐"(归乡梦碎,呈现自我放逐心态)来展示了作品中海峡对岸不同类型人物的流寓身份和对祖国大陆的故乡认同。

论白先勇《台北人》的生命关怀意识

以人为本位,是《台北人》生命关怀意识的基点。悲悯是作者的情感表现。通过灵肉冲突中对人性中灵的推崇以及传统与现代交锋中对传统的迷恋,使生命关怀意识呈现,并且从现实生活角度使该意识走向圆满。

从《台北人》中的“上海”意象看白先勇的心理郁结

上海，是《台北人》中多次出现的重要隐含意象。作为中国追求现代化的核心想像之一，对上海的怀旧性述说在很大程度上隐含着白先勇的“现代梦幻”。由于怀旧往往是深层“不足心理结构”的外在表现，结合白先勇创作《台北人》时出现的“认同危机”，我们发现这种对上海的单面描写其实暗含着作者对处在时代和历史转折点上的“台北人”和台湾社会的深层忧虑。

白先勇小说自译区别性策略研究——以《台北人》文末注释为例

与西方文学自译活动相比,中国文学自译活动呈现共时性特点,以"环境性转换语者"为主要类别的双语者从事自译活动的时间范围,集中在五四运动之后的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白先勇的创作史实在力证白先勇鲜受学界关注的文学自译者身份的同时,呈现出可依据或独立或合作的自译方式进行区隔的阶段性特征。《台北人》在文末注释的内容、类别及篇幅等方面,展现出白先勇相较于同时代同类自译者的区别性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