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城乡·认同:台湾“后新电影”中的地方性空间

经济全球化时代,由于都市的不断扩张,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界线朝向乡村靠拢。台湾的都市发展也不再像"亚洲四小龙"时期那样充满生机,能够提供更多的资源来促使人们往城市移动、生存。在台湾"后新电影"剧情中受挫、离开城市的主角们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他们面对着城市扩张的状态,不得不以"失败者"的面目重返故乡,进而试图探寻重新认识故乡和都市的方式。在空间和叙事的表现上,"后新电影"逐步地尝试重构城乡关系,以及劳动者、居民与地方空间的社会关系,在这一层次上正视迫使电影中主角离开城市返回家乡的原因以及主角返乡后的后续发展,同时对影片中大量出现的地方空间所蕴含的目标及意义进行自我阐释。

台湾“后新电影”本土影像文化的建构——以魏德圣导演及作品为例分析

21世纪初,一群新生代创作者相继登上台湾电影的舞台,他们被看作是"后新电影"群体,在多边受压的行业环境中,他们既力求保持着台湾电影的创作精神,又致力于大众化和本土化的商业电影,魏德圣便是其中的代表。本文以魏德圣本身及其作品为例,来浅析台湾"后新电影"本土影像文化的建构。

台湾“后新电影”与“新电影”运动互文性关系探析

新世纪初,台湾"后新电影"浪潮的崛起,不仅重新点燃了台湾影业的复兴之火,而且也极大激发了大陆、香港新生代导演美学观念革新的步伐。新世纪的台湾"后新电影"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台湾"新电影"运动呈现出相互指涉的互文性关系。笔者认为,台湾"后新电影"运动以"原画复现"的形式映现出"新电影"的艺术探索印痕,并以新生代的成长叙事表征着"新电影"的文化内蕴。台湾"后新电影"导演深受"新电影"导演创作观念的影响,体现为魏德圣、戴立忍、钮承泽、陈怀恩等导演对"新电影"核心导演创作经验的承续。台湾"后新电影"的"太超过世代"意义,体现为新生代导演在承续"新电影"经验基础上,实现了对"新电影"美学的整体超越。本文通过梳理三十年间台湾"新电影""后新电影"运动传承与流变的历史脉络,深入探析台湾"后新电影"与"新电影"运动美学经验的同异,以期为当代台湾艺术电影研究视野的拓展及当下"中国电影学派"的理论构建提供成果的参照。

台湾“后新电影”探微

台湾"后新电影"这一命名显示了近年来台湾电影的复兴仍未摆脱新电影所形塑的认知和意义范型。新一代的台湾电影人以所谓的"庶民美学"作为其美学上的出发点,但由于理解上的偏狭,他们所践行的"庶民美学"不仅无法发出庶民的真实声音,其对台湾本土元素的堆砌与拼贴最终反而导致了庶民实际生存状况的扭曲和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