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伯赞的台湾“番族”考--兼论20世纪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民族史研究

通过对翦伯赞20世纪三四十年代相关著述的梳理,可以看出,这个时期,他已经形成相当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民族史研究思想与方法论。具体包括:从一定历史阶段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观察民族历史问题,民族学理论和资料对历史研究的指导意义和史实印证作用,以及中国各民族历史尤其是社会史写作的重要性等。关于台湾"番族"的资料,在翦伯赞的民族史和古史研究中,是重要的证据;而他对台湾"番族"的专门考察,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民族史学研究的一般特点。

档案文献所呈现的清前期在台湾地区设立土司之议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至乾隆九年(1744年),清朝统一台湾地区后的六十余年间,闽台官员先后五次提出仿照施行于西南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在台湾地区“番族社会”设立土司,其中康熙朝两次,雍正朝两次,乾隆朝一次。前三次均为“私议”,第四次为南澳镇总兵许良彬的奏请,虽直达“天听”,但均未纳入清政府决策程序加以讨论。乾隆九年,福建布政使高山奏请在台湾地区“熟番”中设立土司,则经过户部议准、乾隆帝允行,再到闽浙总督马尔泰等提出反对并获乾隆帝支持的反复,前后历时近一年,最终被否决,相关讨论由此画上句号,此后再无人提及在台设立土司之事。本文拟通过档案文献厘清这一历史过程,并从雍正朝西南边疆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后土司制度的发展变化,结合同时期川西北“番族社会”设立“流职土司”情形,审视高山奏议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和特殊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