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葆桢与“台湾事件”

沈葆桢是清末重要的政治人物,他以操办福建船政、推进台湾近代化、促进中国近代海洋发展事业而闻名天下。沈葆桢卓越的海防思想与"台湾事件"息息相关。回顾沈葆桢在"台湾事件"后的治台方略,启示我们走向海洋必须要有全面的海洋发展战略,要坚持发展海洋经济,坚持海洋环境的长期治理,要坚持海洋人才的培养,还要有繁荣的海洋文化等关键因素。

鸦片战争期间台湾事件始末探析

鸦片战争爆发前,英军虽曾对台湾进行考察与侦测,但并未将台湾定为攻击与占领的目标。战争期间,英船“纳尔布达”号与“安妮”号先后出现在台湾海面,实为意外,双方也并未正式交战,至于所谓的“草鸟船”事件,实为海盗听闻英军将要攻占台湾之谣言,意图乘机劫掠,中英双方根本没有接触。战争结束后,清廷围绕达、姚二人的功过之争、姚莹的自辩以及主战人士对姚莹的维护等,加上后世学者的进一步阐述,使“台湾事件”渐被构建为战绩辉煌的“台湾之战”。

试论从台湾事件到法军侵台 清政府治台政策的发展

甲午割台前台湾曾经历过两次严重的外来危机，分别是1874年的台湾事件(即牡丹社事件)和1884年的法军侵台。这两次危机使清政府认识到了台湾作为海防门户的重要意义，对台湾的经营也由过去的消极防台改为积极治台，台湾的各项建设由此气象一新。

产品质量安全风险传导机制研究——以台湾地沟油事件为例

如何通过分析风险传导机制来有效管控产品质量安全风险事关各方的利益和经济稳定。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虽然产生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但其负面影响范围不再局限于企业本身。产品质量安全风险以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为载体,在利益、信息、制度标准和品牌信誉等风险驱动力的作用下,沿着不同的风险传导路径向受险节点企业进行传导。为了有效管控产品质量安全风险,企业需要时刻关注自身的资金流、信息流和物流,采取措施优化企业利润增长方式,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感,完善企业管理制度等。

家事审判改革视野下祖国大陆家事审判程序立法完善研究——兼以我国台湾“家事事件法”为学术视点

在祖国大陆,家事审判改革正在各试点法院积极开展。在此背景下,我们从学术的角度,对我国台湾"家事事件法"的"立法目的"及"基本原则"、家事事件的范围及分类、家事事件的调解程序、家事事件的诉讼模式、家事事件中保障弱者权益的制度等进行学术分析,进而考察祖国大陆家事审判程序法的立法与实践,结合祖国大陆实际,提出完善祖国大陆家事审判程序的立法构想,以期为我国当前的家事审判改革提供参考。

论《申报》之独立舆论及史料价值——以1874年日军入侵台湾为例

从1874年《申报》有关日军入侵台湾的“论说”文章中,可以看出,在对日本的警惕、对日本出兵台湾的动机和借口以及对台湾事件的态度等方面,《申报》坚持独立舆论,与官方有不同声音。但在涉及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重大问题时,《申报》与政府保持基本一致,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爱国精神和正义感。《申报》之独立舆论及其特征,对于研究近代中日两国相互认知、中国人的日本观及其变迁,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

浅谈台湾家事事件法之公布与实施（下）

前期当中，我们针对台湾家事事件法（下称：本法）之实施、家事调查官之设置等进行说明，为使读者更加了解，在此进行初步整理。

辨析日本关于钓鱼岛主权主张的结构性缺陷

围绕钓鱼岛主权争端，日方善于运用国际社会易接受的形式并以国际法做包装为其主张进行辩护，还经常采用某些技巧掩饰其弱点。仔细研究分析其主张的依据可知，日本所谓1895年“合法先占”钓鱼岛的主张存在着三个结构性缺陷，即“无主之地”一说满是漏洞，战争中攫取领土不为国际社会承认，所谓“编入领土”的手续不合国际法。至于1895年以后70多年的主权争议，日方攻击中方的“三大利器”，实际上都站不住脚。进一步考证日方资料，并吸收台湾方面的实践与研究成果，可以更加充实中方的立场，有利于中日两国在新形势下达成新的平衡，重建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