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台湾地区“司法院”大法官解释两岸关系的方法

我国台湾地区"司法院"大法官凭借所谓"释宪"机制,在两岸关系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针对两岸关系,已作成"法统"型、权利型、制度型三类共16个解释。大法官在解释两岸关系时,综合运用了文义、论理、历史、体系等传统解释方法,以及"政治问题不审查"、"结果取向解释"以及"宪法解释宪法"等新兴解释方法。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大法官在选择解释两岸关系的方法时,表现出所谓"去政治化"倾向。而"台独"分裂势力也正是利用大法官解释两岸关系时的"去政治化"倾向,力图通过维持形式上"中立"的法学方法,为其"台独"目的提供"正当化"外衣。

台湾地区“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328号解释评析——兼论领土的宪法意义

我国台湾地区“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328号解释认为“‘国家领土’之范围如何界定,纯属‘政治问题’;其界定之行为,学理上称之为统治行为,依权力分立之宪政原则,不受司法审查”。该解释既表现出了对于“宪法”秩序价值的充分尊重,也显示了面对复杂政治现实的明智选择。虽然台湾地区“宪法”文本中有“领土”问题的规定,但不必要将领土问题一味地法律化。

台湾地区“大法官解释”程序改革及影响析论——以“司法院大法官审理案件法”修订为中心

台湾地区"司法院大法官审理案件法"的修订是过去"大法官解释"制度改革共识的延续,是对"司法造法"的确认,也是政治力驱动的结果。修订的过程围绕"法律"名称、引进"裁判宪法审查"、判决形式等展开争议。"宪法诉讼"新制呈现了司法化、法庭化和裁判化的特点,具体表现为"司法院大法官"审理组织、受案程序和审理程序的变化。"宪法诉讼"新制并非重塑性变革,"大法官解释"的"司法化"改革尚停留在外观层面,师法外国的"宪法诉讼法"面临较长的"本土化"适应期。"宪法诉讼"新制带来的"司法政治化"和"释宪"的变化引发"释宪台独"风险的提升,亟待重视。

评中国台湾地区“司法院大法官审理案件法修正草案”

我国台湾地区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推进所谓以"违宪审查制度"改革为重点的"宪政改革",至2001年"大法官"作成"释字第530号解释"方才将"最高审判机关"确定为"司法院"的改革目标。2013年,"司法院"提出"大法官审理案件法修正草案",拟从"大法官"组织的"法庭化",便捷"人民声请释宪"等方面改革"违宪审查制度",试图通过落实1999年"司法改革会议"结论和"释字第530号解释"的意旨,强化"违宪审查制度"的司法审判性质和个案救济功能。但"宪法法庭"仍然无法对个案中人民权利进行积极、直接的救济,是为该草案最大遗憾。长远来看,回复至"司法院为最高审判机关之制宪本旨"是未来我国台湾地区"违宪审查制度"改革的核心。

中国台湾地区司法审查主体的困境与改革建议

依据中国台湾地区"宪法"第77条的规定,中国台湾地区"司法院"为其"最高审判机关";同时,依据"宪法"第78条,"司法院解释宪法,并有统一解释法律及命令之权"。但从目前的实务上观察,中国台湾地区"司法院"并没有依据第77条掌理审判,只是掌理第78条解释"宪法"之规定。这就造成了"解释与裁判分离"的困境。目前,"释宪机关"的"法庭化"和使"司法审查"真正落实具体个案救济是较好的解决困境之道,即回归"宪法"第77条本身的规定,让"司法院"作为"最高审判机关",让"大法官"既解释又裁判。

民主政治、立宪主义与司法审查——“司法院”大法官议决释字第499号解释评释

一、前言1999年9月5日,台湾地区“第三届国民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宪法增修条文》第1条、第4条、第9条及第10条修正条文。由于其中规定:“国民大会”代表自第四届起全部以比例代表方式选出,并以“立法委员”选举各政党所进荐及独立参选之候选人得票数之比例分配当选名额(第1条第1项);第三届“国民大会”代表任期至第四届“立法委员”

合意选择法官制度的启示

2003年，台湾地区“立法院”正式公布的《民事诉讼合意选定法官审判暂行条例》，是我国台湾地区司法制度所独创的，被认为是“世界司法史上的一大创举”。近年来，我国部分法院适用合意选择法官制度，取得良好的司法效果，对于减少当事人对裁判的不满，促进裁判的执行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香港的法院体系

一、现行的香港法院体系在现行的香港法院体系中,有地方法院、裁判法院、死因裁判法庭和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又分为高等法院和上诉法院。香港虽设有最高法院,但其审级并非最高,香港的终审法院是设在伦敦的枢密院司法委员会。此外,还有土地审裁处、劳资审裁处、小额钱债审裁处及淫亵物品审裁处。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目前是香港的终审法院。由大法官(枢密院议长)、历任前枢密院议长以及来自现任或曾任高级司法职务的其他枢密院成员所组成。最高法院包括上诉法院和高等法院两部分。

“九七”后香港司法架构的特点——兼议终审庭的设立对香港司法体制的影响

为避免司法真空,确保香港社会生活在各个方面的平稳过渡,根据《基本法》的有关规定,香港立法局在1995年7月26日通过了政府提出的《终审庭条例草案》。草案全面规定了终审庭的组成及其运作方式,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①终审法院成立的日期。1997年7月1日设立终审庭,该法院作为香港法院架构中一有机的组成部分,开始运作;②法官的构成比例,终审法院由五名法官组成,首席大法官、3名常设大法官及1名被邀请的非常设香港法官或其它普通法地区适用的法官。香港法官和海外法官的比例为4:1;③终审庭司法管辖权的界定,终审庭除对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无权审理,其它上诉案件均有司法管辖权,在审案期间遇到涉及国家行为的事实问题,须取得行政长官就该问题交出的证明文件,这文件对法院具有约束力;④明确规定英国枢密院与终审庭的过渡交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