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海角时代”台湾地区电影中漂泊者形象研究

台湾地区错综复杂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情貌,让后海角时代台湾地区电影中漂泊者得以生成。他们身上烙有明显的“历史性”与“现实性”的伤痕印记,这些伤痕印记在漂泊影像中照见和体认了其主体性的危机。面对危机,重建主体性成为漂泊个体乃至集体的强烈诉求,但其在建构过程中,漂泊者的主体性从未澄明,结果也以失败告终,而失败的背后所折射的正是台湾地区社会的悲情和文化失根的现实。

论“后海角时代”台湾地区的励志电影

在当代台湾地区社会,励志话语的言说和传播已成为一种稳定的、长期存在的、群体性的心理需求,并已沉淀为一种文化传统。在后海角时代,台湾地区的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等领域都面临困境,于是,励志成为台湾地区民众更加迫切的心理需求。一些台湾地区电影用“台湾地区当自强”之类的励志话语,借重“咸鱼翻身/逆转胜”的“失败者美学”,营造了热血澎湃的励志神话。但一部分台湾地区励志电影所张扬的励志精神,已畸变成了“自嗨”式的自我赞扬,其内核是自我麻醉或自我催眠。

从崩裂到愈合:当下台湾地区家庭题材电影中的疾病隐喻

家庭题材电影作为台湾地区电影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新电影时期以来经历了稳定延续的发展。家庭作为社会的最小结构是时代近况的真实写照,家庭内的矛盾与变迁作为叙事文本也让观众更易产生共情。病毒的席卷使得现代社会秩序产生了新的变化,家庭的呈现也在电影中发生着更迭。疾病与病毒元素已经进入家庭叙事,疾病发展与家庭变迁之间产生了同频共振关系,契合了苏珊·桑塔格的疾病隐喻理论,而家庭故事的时代慰藉建立起了该题材电影在新的文化语境下与现实的深沉链接。

文人电影、乡土意识与小清新——论台湾地区青春电影的发展

台湾地区青春电影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来的面貌各不相同。在“新电影”时期受文人电影传统等因素影响的青春电影拥有了复杂的情绪与主题;21世纪伊始,青春电影充满了身份焦虑,强调在地性;2011年前后开始,青春电影的市场、类型意识更加明显,小清新风格深入人心。

同源异派:论香港地区新浪潮与台湾地区新电影之发展历程

在七八十年代,香港地区新浪潮,台湾地区新电影的出现,包括后来中国内地第五代导演的崛起,这三股浪潮的相继出现并非偶然,都是处于影视业不景气的情况下,也都是靠新人导演的出现激发了活力。更重要的是,香港地区新浪潮和台湾地区新电影并非完全封闭,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相互影响,相互交流,最终拍出了引起国际瞩目的影片。但与此同时,因为历史原因和社会环境的不同,两者也形成了不同的风格。然而这股潮流绚丽而短暂,短短5年就销声匿迹成往事了。不过它们依然在电影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再将其重新审视定将有另一番景象,对今后的电影创作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何以疾病,如何抒情?——台湾地区电影的疾病志与抒情史

疾病既是故事的情节机制和隐喻符号,也是一种情感装置。无论是将病房作为主场景、患者作为主形象,还是疗愈作为主情节,台湾地区电影大量涉猎了病人的生命故事和病症的知识陈述。创作者通过被圣化的疾病、关系诗学和感性语言搭建情感结构,牵引故事向抒情方向发展。疾病写作的兴盛和情感理论的兴起,为抒情研究注入了动力,抒情得以确立一套有别于阐释主义的理论框架和结构主义的史学模式。以抒情为方法重述台湾电影史,不仅可以重构台湾地区电影的新面貌,也可以发现台湾地区和内地电影共有的艺术传统和方法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台湾地区现实题材儿童电影文化透视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台湾地区儿童电影创作,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现实题材电影文本,但目前海峡两岸学界对此并未做系统的梳理。通过从电影发展史视角对这一时期的现实题材儿童电影进行界定与梳理可知:乡土与都市成为了叙事的核心意向,呈现出乡村书写、都市书写以及乡土与都市书写相融合的三种形态。从社会文化视野透视,这种儿童叙事表达与台湾地区经济、社会的历史变迁紧密相关;同时,其艺术创作又有着显见的成人省思特质,传达着创作者浓郁的人文关怀。从审美文化视野透视,这与台湾地区新电影以来的艺术审美风格紧密相关,是我国现实主义创作美学的继承与延续。

台湾电影原住民影像特点研究

十七世纪以来,随着大陆汉族不断移入台湾,以及列强相继在台湾易主,国族问题一直是困扰台湾地区文化的重要议题,而且国族问题又要涉及集体记忆、身份认同、历史构建等问题。其中原住民一直是台湾地区人口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从1901年台湾地区首度出现电影到今天台湾电影独立多元发展,台湾电影中真正以原住民为主角,严肃表现原住民历史、文化的电影屈指可数。本文将梳理一百多年来台湾电影中涉及原住民题材的影片,探讨随着社会变迁原住民影像的特点。

重论台湾地区新电影:文本、形式与影响

作为中国近代最重要的电影运动之一,台湾地区新电影运动始于1982年的集锦式影片《光阴的故事》,结束于1987年“台湾地区电影宣言”的发布。台湾地区新电影运动历时虽仅五年光景,却为中国台湾地区影坛贡献了多位电影大师,对台湾地区电影的美学、技术、表演、工业、评论、文化等诸多层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将台湾地区电影抬升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四十年来,关于台湾地区新电影运动的争议、讨论、研究在中国台湾乃至整个华语电影业界及学界从未停止。在台湾地区新电影运动兴起至今已然四十周年的当下,笔者试图回到远去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回溯台湾地区新电影运动的缘起,试图厘清台湾地区新电影的作者与作品,讨论新电影运动对台湾地区电影乃至华语电影的影响,抚拭台湾地区新电影的来龙去脉,探问已然过去的台湾地区新电影的可能未来。

意指解读:类梦编码、符号隐喻、视觉表征——以电影《瀑布》为例

麦茨结合精神分析学与符号学,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中的“移置”与“凝缩”概念按照拉康的理念“投射”到修辞学所言的“隐喻”“换喻”的对立结构上,从而论证隐喻之于电影的重要作用,这一理论直接影响到了导演钟孟宏的多部创作。钟孟宏在作品中按意识逻辑比对物质世界中相关要素,创造符合物质现实的影像外形,寻求影像与物像的相似性。其新作《瀑布》将意指设置于类梦化编码、符号性隐喻以及视觉化表征三方面,建构起一部含混多义的台湾地区现实影像。

钟孟宏电影中的现代人生存之困“镜”

作为“后海角时期”台湾地区影坛新生代导演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钟孟宏在他所执导的电影中,均以极强的艺术掌控能力对现代人生存之困的命题进行反复探索和书写。他从个体、家庭、社会三个层面深入探讨着人物的多重困境,使作品呈现出极度鲜明且具有高度统一性的个性化特征。其影像文本如同一面“镜子”,直观而生动地映射出现代人所面临的多重生存之困:自我分裂与身份丧失的困滞、家庭破碎与父子失和的困阻,以及世事无常与情感疏离的困顿,牵引着观众进行移情思考、价值反省和道德判断。

“台湾新电影”时期乡土电影的空间叙事研究

电影的叙事既要注重对时间的把握,又要有探索空间的能力,二者完美结合,才能使影片具有深厚的内涵和意蕴。“台湾新电影”时期的乡土电影,继续将镜头对准了乡土空间,书写着不同地域空间下文化身份的游移,描绘了个体青春成长的悲欢迷惘,以及从乡土视野追溯和呈现台湾地区近现代风貌,凸显创作者的责任意识和历史使命感,带来丰富的想象空间。本文从空间叙事的角度入手,把握台湾地区乡土电影的叙事主题,深入体会乡土电影传达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品格,以期为之后的同类型创作提供有益的启示。

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女性表征——基于20世纪50—80年代中国台湾地区女性电影的考察

20世纪50-80年代是中国台湾地区社会工业化转型、女性地位改变的关键时期。电影与现实的镜像关系,奠定了探讨这30年间中国台湾地区女性电影与中国台湾地区工业化转型之间互动的理论基础。基于前台的文本分析和后台的内容分析,首先,结合30年间中国台湾地区社会的转型特征对中国台湾地区女性电影的主题进行系统梳理与阐释,后者经历了由"实"—"虚"—"实"的历史演变。其次,进一步归纳和阐述该时期中国台湾地区女性电影主题建构的女性形象及其主体意识,包括"地母""烈女""祸水""新女性"等,它们表征了女性意识渐显的过程。最后,从主题叙事和形象建构中提炼出贯穿该时段女性电影的核心议题:父权秩序与话语随着时代变革开始从统治趋于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