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台湾左翼思想的兴起及与东亚左翼知识圈的互动

左翼思想在1920年代台湾的兴起是台湾现代文学的重要现象。但对这一时期台湾左翼思想的研究成果仍存在一定的盲视:一方面大陆学界未将1920年代台湾左翼思潮纳入中国左翼运动的整体视野之中予以思考与论述,另一方面台湾学界也未能在两岸视野以及东亚视野之中对台湾左翼思潮进行整体性论述与建构,从而遮蔽了台湾左翼思潮在跨域文化地景中"重层而丰厚的面貌"。因此,重返1920年代的历史现场,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与整体性视野中论述1920年代台湾左翼思潮的兴起、发展及其知识圈的建构与交流互动及其相关问题显得尤为必要。

论1927年至1937年台湾左翼思想的发展及问题

1927年至1937年,台湾左翼思潮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建立了明确的左翼思想路线、文化路线、组织路线以及认识论的左翼立场、左翼美学经验。然而,这一时期左翼运动发展并非是"一味高昂的战斗",而是充斥着复杂的形态。而关于左与右的分野、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乡土文学与大众文学,以及对民间文艺的征用与影响等重要命题的阐释,有助于深化我们对这一时期台湾左翼思想发展脉络及其复杂性的理解与认知。

潜流:1950-60年代台湾左翼的存在形态

当前学界大多将1950-60年代视为台湾左翼运动的"真空期",从而导致文学史将这一时期描述为"左翼文化的断裂"或者"断层现象"。事实上,左翼思想作为一种精神,它并没有"缺席":虽被压抑但却以"潜流"的形式继续存在并发展。因此,如何持续挖掘与书写台湾这一时期的左翼生存状况及存在形态,是学术思想界当前所面临的挑战,而且意义重大。对这一时期台湾左翼被压抑的声音以及潜在存在形态的挖掘与梳理,既有助于我们接续起台湾左翼思想的历史"断裂"与复苏,又能敞开我们对文学史更为复杂而丰富的论述与重构。

1990年代台湾左翼思想的挫折与生存策略

1990年代台湾左翼思想在四种思想势力的压迫下陷入低潮:苏联解体和东欧易帜所带来的"历史终结论"或"意识形态终结论",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思潮,本土主义思潮,以及以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为核心的"后学"思潮。面对意识形态挑战和思想竞争,台湾左翼思想以建立"基进"左翼的台湾社会研究立场、导入文化研究以重建批判性视野和介入能力、倡导边缘战斗与酷儿左翼路线、实践"身体解严"与剧场左翼、推动左翼另类媒体与网络化生存等生存策略应对,打开了新的历史空间。

转折与再出发:七十年代台湾左翼思潮研究

七十年代是台湾左翼重新出发的重要节点。保钓运动、《夏潮》杂志与乡土文学论战是七十年代台湾左翼文化圈子的重大事件。保钓运动是左翼重新萌发的契机,对台湾青年实践及'回归乡土'的文学思潮作用甚大。《夏潮》杂志的创办是战后台湾左翼的再次集结,开创出诸多影响深远的议题。人际网络、思想资源等因素,致使七十年代台湾左翼连接上日据时期左翼抵抗传统与五十年代左翼的红色祖国认同。

战后初期台湾的文化场域与文学思潮的考察(1945～1949)

本文意在厘清台湾战后初期(1945～1949)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权力场域对文学生产的影响。以二二八事件为分界,分析二二八事件前后报刊、杂志所形构的文化场域中,两岸文化人如何各自在其所占据的文化“位置”,争取文化生产的支配权,与国民党官方的文化宣传进行意识形态与文学内部美学的斗争。对这些问题的厘清,首先将有助于理解战后初期的文化人,在尚未经过后来国民党官方意识形态压制时,他们如何对日本殖民地时代的台湾文化遗产进行评价,如何思索台湾文化的主体性与现代性的问题;其次将有助于对战后台湾文学发展的结构性社会因素有更清楚的认知。

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台湾--1949年后历史与现状概述

1950年代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台湾唯有少数官方"反共"专家能够接触马克思主义,并从而训练出岛内第一批为官方政策服务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1980年代后,岛内政治风气渐开,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带回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派理论,引发岛内"新马克思主义热",持续至1990年代初。同时,左翼运动内部也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分析台湾社会问题。总之,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台湾有着与西方接触密切、偏重青年马克思人本主义研究、贴近社会现实等特点。

新世纪以来台湾的左翼政治小说

新世纪以来,台湾涌现了诸多著名的左翼作家,也出现了很多左翼政治小说。代表性的作家有陈映真、蓝博洲和刘大任,代表性的作品有《忠孝公园》《台北恋人》和《远方有风雷》等。这些作品突出表现为关怀底层人民命运,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批判意识,主要目的是批判社会、保护人权等。师承鲁迅的陈映真,是台湾文学的经典作家,是坚强的民族主义战士,是"台湾文学"这门学科中具有史诗性的英雄般的人物,不愧是台湾文化界和出版界的一面光辉旗帜。蓝博洲的左翼叙事,亦显示出自己的创作技巧,在《藤缠树》和《台北恋人》中试图超越统独、超越两岸的艺术追求,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刘大任的保钓小说,充满了浪漫、现代与激进,是一位介于周树人(鲁迅)与周作人之间的有特色的作家。

打捞台湾红色历史的见证文学——蓝博洲左翼文学书写的意义

在"本土化"成为台湾社会主流乃至霸权话语的历史背景下,蓝博洲文学创作独树一帜,始终以严谨扎实的田野调查和口述记录为基础,还原和重构日据至战后白色恐怖时期那些左翼理想主义者们动人心魄的生命史,发掘和打捞被湮灭的台湾红色历史,也印证台湾和中国大陆血肉相连的关系。蓝博洲创作的意义还在于重现台湾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高贵理想与信念,将今天与过去对接,将海峡两岸的思想文化对接,并从中找寻创伤修复、历史救赎和社会前行的方向。这种写作是对杨逵、陈映真等前辈传统左翼精神的自觉继承,其历史之眼的重要意义值得高度肯定。

反抗虚无、身份认同与历史言说的葛藤——陈映真“文学左翼”意味及省思

作为"台湾的鲁迅"和台湾左翼作家的代表,对应于台湾不同的历史阶段,陈映真的文学写作分别被赋予了针对不同反抗对象的"左翼"身份意味。陈映真从文学左翼、政治左翼而辗转进入文化左翼的"泛政治"写作之旅,为析解左翼文学思潮及实践与20世纪以来的中国乃至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命运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省思维度。

中国人的脊梁:老杜之于老吕

当代窄细学术分工下,相较于我们一般学者教授,老吕算是当得上"于学无所不窥"之名了.老吕就是吕正惠,但海峡两岸的朋友都舍其名而直呼其"号".老吕虽然读得很博很杂,但一以贯之热爱杜甫.他的第一篇学术写作《杜诗与日常生活》,就是写于1970年大学三年级.后来这篇少作收入了2015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诗圣杜甫》,读来让人讶异于他的早慧.

文本内部的日本——论陈映真小说中的殖民记忆

日据时期的殖民地记忆构成战后台湾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陈映真在书写相关记忆时更多从象征层面发掘其意义。在他早期的"密教"式书写中,较少触及日据时期台湾社会普遍的殖民臣服意识,而是尽力发掘其间的抵抗记忆,并通过象征方式将其隐秘地纳入台湾左翼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1980年代以降,台湾左翼思想来源中的大陆因素在其创作中得到正面表现,殖民地抵抗记忆开始与革命想象明确关联起来,但清理历史负担和资本批判的同时,也试图于正反两方面从日据记忆中询唤出新型跨国经济和文化殖民的叛逆者。

鞭子与提灯:陈映真文学与思想学术研讨会

2017年3月17日至20日,由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办、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文学研究所承办的“鞭子与提灯:陈映真文学与思想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召开,两岸文化界4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分别从文学、历史、政治、社会等不同角度展开学术讨论。陈映真素来被视为台湾左翼的一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