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当代诗的命名效力与诠释样态——以“超现实”在台湾诗歌中的流变为例

在台湾当代诗的研究中,我们发现诠释力所涵盖的诗人群或诗潮相当程度地遮蔽了富于创造力与生命感却未必"与时俱进"的诗人个体。诗风或诗潮命名者的光环经常笼罩诗作的个别现象,时间久了,暂时性的权宜命名则鸠占鹊巢,变成恒常的指谓。命名关乎对文学现象内涵与外延的界定,用恰当的语词替诗作的各种元素命名,以建构诗史的诠释体系,则关系到诗体的认知选择与美学倾向。从名实问题入手,以洛夫为例,拈取具标杆性的超现实作品,可以讨论台湾当代诗中因诗潮而汇聚的诗风,并兼及因诗风涌现而累积的文学史议题——我们发现,洛夫在1950年代的《石室之死亡》,其"超现实"包裹着"事件的即兴演出"的"后现代诗"因子;1980年代之后方兴未艾的"后现代"时代,洛夫的《漂木》,不但显现"政治议题与文本交欢"的后现代特质,也涌动着"浮动在现实之上"的"超现实"影子。于是命名的权宜性与固着性令人深思,其中牵涉的命名效力与诠释样态,是我们应当思考的核心。

台湾当代诗的后现代理论轮廓

在台湾当代诗的后现代文化思潮中,后现代的"后"同时具备"现代主义之后"及"对现代主义的反动"两种意涵。居于台湾"主流"位置的后现代论述,恒以简化的标签横扫文学界与文化界,昌言文类泯灭、意义崩解、游戏当道、解构至上,造成1980年代之后,文学创作者向边缘靠拢的风潮。权宜性的"后"字,极贴切地表述了后现代思维中的解构精神:既解构外于自我的一切,也趋向自我消解。台湾现代诗界对于后现代状况的发生与取名的意见大致可分为两派。不赞成或不喜欢后现代艺术表现的学者、炒作或消费后现代主义的评论者、及从文化角度研究后现代的学者除外,对于后现代思想的论述意见也有分岐明显的两派。通过探讨理论演绎后的台湾后现代论述轮廓,从时间上与美学上的后现代意涵,可把握台湾现代诗坛理解中的后现代诗特质,追溯历史发展中的各种派别与意见,进而讨论奚密、廖炳惠、简政珍对后现代的思索。

现实与比喻:台湾当代诗的意象空间

台湾到了1990年代中期以后,现实的震荡引起人们思绪的翻腾。"诗人所为何事?"是诗人在这样的时空下存在的探问。诗的"生命感"变成"有心"诗人自我的鞭策。但现实的关照,并非将诗变成陈情书。诗是透过语言比喻系统的产物,而不是目的论的呐喊。诗人的书写必须面对现实,但却拒绝成为现实的工具。面对现实而能展现想象力是诗人创造力极严苛的检验。一方面,诗人必须避免文字的"说明性"以免将诗沦为散文,另一方面,诗人在避免"言说"的过程中,又要展现与现实唇齿相依的生命力。从当前台湾的家国认知、政治情境、经济状况、文化历史归属、与生活空间定位等面向,将可检视有创意的诗人如何以比喻与意象展现生活空间。

从诗评到诗学:论郑慧如的《台湾当代诗的诗艺展示》

台湾郑慧如教授的《台湾当代诗的诗艺展示》是很重要的诗学著述。通过讨论这本著作的贡献,可进而探讨一般批评家如何跨越诗评到诗学的分水岭。诗学家应有的修为,除了宏观的视野外,更重要的是文本精读细品的能力。诗学家更要有独立于诗作之外的诗学见解,以精细缜密的哲思书写自我的存在。此外,诗学家敏锐的意象思维使诗学论述免于抽象化、概念化,使论述更深入、更动人,更具有说服力。以上这些特色都在《台湾当代诗的诗艺展示》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1990年代以来台湾数字诗的发展与美感生成

自1986年出现类程序语言的诗作,数字环境改变了解严后的台湾当代诗,而使得互动、制动、多向、多媒体、非平面、多重叙述的创作方式,大幅冲击了以平面出版、单纯文字构筑的文学环境,形成20世纪末备受瞩目的文化现象。从文字到图像与影音,从单一媒体到多媒体,从单一文本到超文本,从作者往读者的单向灌输到作者与读者间的多重互动,数字语境下的台湾当代诗在文字与非文字、意象与意义之外,引逗出令人反思的情意姿态。数字语境之于台湾当代诗,呈显激发创作动力、扬掀传播媒体的革命、活化读者与作者之间的管道,而未曾背离纯文字书写的文化论述。同时,做为工具的数字元素,在人为的发扬蹈厉之初,从试图摆脱单文本、纯文字、纸面传媒的当代诗发展背景,建构各种超文本、多媒体、多向性的作品,而使得文字与图像的依违关系由显而隐,无意间碰触意义释放、意象表现等问题。以超文本文学下的台湾当代诗发展为主,可描述1990年代以来,台湾当代诗在数字语境下的发展概况以及数字文学论述的建构;以网路社群中拈取苏绍连的数字创作为例,可探入台湾当代诗因传播媒介转变而开启的创作实验与诗艺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