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当代新诗史》的历史叙述及陌生化问题——对台北三位诗人批评拙著的回应

拙著之所以认为台湾当代新诗史应从光复后开始,不完全是从政治事件着眼,而是因为在文学的表现形式上,光复后的诗人不再用日文而改用中文创作,并不再"断奶",重新和祖国大陆文坛取得了联系。作为50年代主要文类的"反共诗歌",之所以能主导台湾诗坛的话语情境,并不是它有什么特殊的艺术魅力,而是因为适应了执政党的政治需要,充当了"反共抗俄"的文宣传单。在传统写法的基础上另辟蹊径,这便有了新诗史写作的陌生化问题。

关于《台湾当代新诗史》撰写及余光中评价问题——回应台湾高凖的批评

高凖以蔑视"政治挂帅"的人士自居,强烈反对《台湾当代新诗史》中加入反独促统内容。把政治妖魔化,把文学史的自主性等同于非政治性,是一个常识性错误。在乡土文学论战中受过余光中伤害的高凖,对余光中有很深的成见和偏见,这影响了他对余光中文学成就的客观评价。关于"余光中热"在大陆的形成,决不是如高凖所言自上而下出自于统战部门的指示,而是出于广大读者对余光中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性的认同,是自下而上产生。究其原因,主要是余光中本人的艺术成就所使然。

对台湾高準批评的回应

高準以蔑视"政治挂帅"的人士自居,强烈反对《台湾当代新诗史》中加入反独促统内容。把政治妖魔化,把文学史的自主性等同于非政治性,是一个常识性错误。在乡土文学论战中受过余光中伤害的高準,对余光中有很深的成见和偏见,这影响了他对余光中文学成就的客观评价。关于"余光中热"在大陆的形成,决不是如高準所言自上而下出自于统战部门的指示,而是出于广大读者对余光中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性的认同,是自下而上产生。究其原因,主要是余光中本人的艺术成就所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