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实主义诗歌在台湾的发展历程——以连横《台湾诗乘》为例

《台湾诗乘》系台湾诗人连横先生继《台湾通史》后编纂的一部以台湾历史发展为主轴,包含文化、风景、民俗和战役等多元素的诗歌总集,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此书以保存台湾诗歌为目的,收录了1402(明建文四年壬午)—1921(民国十年辛酉)五百多年间257位作者共1126首诗作,包括沈斯庵、张苍水、徐佩云、朱筠园、萧子山、谢退谷、陈铁香、林鹤山、丘逢甲、蔡玉屏和林朝崧等著名诗人。本文一方面从史学视角出发,探索诗歌在历史发展中所起到的诗史作用;另一方面分析台湾诗歌对大陆古典诗的继承以及发展变化。

不须更写沧桑感,还我河山指顾中——连横《台湾诗乘》初探

《台湾诗乘》系台湾诗人连横先生继《台湾通史》后编纂的一部以台湾历史发展为主轴,包含文化,风景,民俗,战役等多元素的诗歌总集。此书以保存台湾诗歌为目的,收录了1402(明建文四年壬午)一1921(民国十年辛酉)五百多年间257家作者共1126首诗作。其中包括沈斯庵,张苍水,徐佩云,朱筠园,萧子山,谢退谷,陈铁香,林鹤山,丘逢甲,蔡玉屏,林朝牴等著名诗人,是一部具有较高文献价值的诗歌总集。

诗史之际:《台湾诗乘》的文体间性与递嬗之世的士人心史

《台湾诗乘》是连横所编撰的台湾诗歌史,有开创之功。从文体而言,《诗乘》介于诗歌史与诗话之间,具有文体间性。《诗乘》延续了连横此前为家邦著史、保存文献的理想,它从文献搜集、补史之阙等角度弥补了正史的不足,但它也并非《通史》等史传的附庸,而是有自身的诗史传统,它延续了杜诗记载社会情状、以诗寓微言大义并深蕴历史求真精神于其中的诗史传统。《诗乘》的文体间性让它在诗学标准与史学标准之间产生龃龉,背后的原因在于诗歌本身就具有历史难以取代的功能,即记录人物心态,同时起着维系世道人心的诗教功能,因而《诗乘》有心史的性质。生成于递嬗之世这一特定历史语境的《诗乘》,也续接了诗教的变风变雅传统,寓连横等台湾士大夫的政治归属、历史大义与心态情致等于其间。

试论《马关条约》签订与乙未台湾诗坛

马关条约签订前后,台湾同胞接连遭受了甲午(1894)战败、乙未(1895)割台之役、日人入据三次剧变的打击。在这些史无前例的剧变中,许多著名的台湾(在台)诗人亲自参加战斗,身临其境,以他们的笔和纸记录了这些令人剧痛的历史时刻。乙未诗坛,名家辈出,诗风大振,标志着台湾古典诗歌创作的巅峰时代,也是台湾古典、现代文学的分水岭。

台湾当代诗的命名效力与诠释样态——以“超现实”在台湾诗歌中的流变为例

在台湾当代诗的研究中,我们发现诠释力所涵盖的诗人群或诗潮相当程度地遮蔽了富于创造力与生命感却未必"与时俱进"的诗人个体。诗风或诗潮命名者的光环经常笼罩诗作的个别现象,时间久了,暂时性的权宜命名则鸠占鹊巢,变成恒常的指谓。命名关乎对文学现象内涵与外延的界定,用恰当的语词替诗作的各种元素命名,以建构诗史的诠释体系,则关系到诗体的认知选择与美学倾向。从名实问题入手,以洛夫为例,拈取具标杆性的超现实作品,可以讨论台湾当代诗中因诗潮而汇聚的诗风,并兼及因诗风涌现而累积的文学史议题——我们发现,洛夫在1950年代的《石室之死亡》,其"超现实"包裹着"事件的即兴演出"的"后现代诗"因子;1980年代之后方兴未艾的"后现代"时代,洛夫的《漂木》,不但显现"政治议题与文本交欢"的后现代特质,也涌动着"浮动在现实之上"的"超现实"影子。于是命名的权宜性与固着性令人深思,其中牵涉的命名效力与诠释样态,是我们应当思考的核心。

台湾文学中的乡愁诗

台湾文学中的乡愁诗，是台湾特定历史中产生的特殊的社会现象，它既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也是诗人的生命体验。由于台湾与母体大陆的长期分离，使台湾诗人产生一种离愁别绪、愁肠百结的心灵伤痛。这些诗人大都是从大陆赴台人员，他们思乡望乡、怅望大陆，探寻中华文化的血脉，血浓于水。游子呼唤母亲，渴望不再与母体分离。乡愁是没有年轮的树，是游子永远的情结。这是乡愁诗的重要主题。值得注意的是，在台湾本土生长的新生代诗人中，新乡愁诗描绘出母亲对儿子的呼唤和儿子对母亲的爱恋，给乡愁诗赋予了新的內容。

《台湾诗报》与现代时段的台湾旧文学——兼谈史料解读的三重取向

本文认为,顾颉刚于1922年提出的“弄清楚每一个时代的大势”、“求知各时代的‘社会心理’”和“记忆各时代的‘故事’”,乃是史料解读的三重取向;本文将“三重取向”之说贯彻于《台湾诗报》(1924-1925)的解读,从中取得描述和论述现代时段台湾旧文学的若干新证。

1990年代以来台湾数字诗的发展与美感生成

自1986年出现类程序语言的诗作,数字环境改变了解严后的台湾当代诗,而使得互动、制动、多向、多媒体、非平面、多重叙述的创作方式,大幅冲击了以平面出版、单纯文字构筑的文学环境,形成20世纪末备受瞩目的文化现象。从文字到图像与影音,从单一媒体到多媒体,从单一文本到超文本,从作者往读者的单向灌输到作者与读者间的多重互动,数字语境下的台湾当代诗在文字与非文字、意象与意义之外,引逗出令人反思的情意姿态。数字语境之于台湾当代诗,呈显激发创作动力、扬掀传播媒体的革命、活化读者与作者之间的管道,而未曾背离纯文字书写的文化论述。同时,做为工具的数字元素,在人为的发扬蹈厉之初,从试图摆脱单文本、纯文字、纸面传媒的当代诗发展背景,建构各种超文本、多媒体、多向性的作品,而使得文字与图像的依违关系由显而隐,无意间碰触意义释放、意象表现等问题。以超文本文学下的台湾当代诗发展为主,可描述1990年代以来,台湾当代诗在数字语境下的发展概况以及数字文学论述的建构;以网路社群中拈取苏绍连的数字创作为例,可探入台湾当代诗因传播媒介转变而开启的创作实验与诗艺格局。

从《台湾诗荟》(1924-1925)看海峡两岸旧文学的交流

本文从《台湾诗荟》钩沉发微、取证举例,描述1924-1925年间台湾和大陆旧文学交流之若干状况:《台湾诗荟》同大陆旧派文艺期刊的联系,连雅棠与中华合作社、国学商兑会和南社等大陆旧文学社团的关系及其对大陆旧式文人的评介.本文认为,从《台湾诗荟》看到的史实说明和证明,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从来不曾隔绝,即使在日据台湾时期,此一基本情况也没有改变。

台湾当代诗的后现代理论轮廓

在台湾当代诗的后现代文化思潮中,后现代的"后"同时具备"现代主义之后"及"对现代主义的反动"两种意涵。居于台湾"主流"位置的后现代论述,恒以简化的标签横扫文学界与文化界,昌言文类泯灭、意义崩解、游戏当道、解构至上,造成1980年代之后,文学创作者向边缘靠拢的风潮。权宜性的"后"字,极贴切地表述了后现代思维中的解构精神:既解构外于自我的一切,也趋向自我消解。台湾现代诗界对于后现代状况的发生与取名的意见大致可分为两派。不赞成或不喜欢后现代艺术表现的学者、炒作或消费后现代主义的评论者、及从文化角度研究后现代的学者除外,对于后现代思想的论述意见也有分岐明显的两派。通过探讨理论演绎后的台湾后现代论述轮廓,从时间上与美学上的后现代意涵,可把握台湾现代诗坛理解中的后现代诗特质,追溯历史发展中的各种派别与意见,进而讨论奚密、廖炳惠、简政珍对后现代的思索。

跨境与交流:两岸“之台湾(大陆)”古典诗研究(1895-1937)

1895至1937年间,一些传统文人或为亡命,或为应聘教学,或为视察,或为旅行,穿梭于两岸之间,留下了不少以"之台湾"和"之大陆"命名的诗歌作品。此类诗歌大体可分为两类,其一是大陆旅台文人在台期间的诗作,也包括一些内渡文人以"之台湾"为题首写的诗作。另一类是台湾传统文人创作的以"之大陆"为题首的诗作。这两类诗歌记载了日据下台湾人民殖民地生活的苦难,呈现了两岸历史文化交流的面貌,承载了知识分子深厚的民族情感。

现实与比喻:台湾当代诗的意象空间

台湾到了1990年代中期以后,现实的震荡引起人们思绪的翻腾。"诗人所为何事?"是诗人在这样的时空下存在的探问。诗的"生命感"变成"有心"诗人自我的鞭策。但现实的关照,并非将诗变成陈情书。诗是透过语言比喻系统的产物,而不是目的论的呐喊。诗人的书写必须面对现实,但却拒绝成为现实的工具。面对现实而能展现想象力是诗人创造力极严苛的检验。一方面,诗人必须避免文字的"说明性"以免将诗沦为散文,另一方面,诗人在避免"言说"的过程中,又要展现与现实唇齿相依的生命力。从当前台湾的家国认知、政治情境、经济状况、文化历史归属、与生活空间定位等面向,将可检视有创意的诗人如何以比喻与意象展现生活空间。

台湾当代乡愁诗意象新论

台湾当代乡愁诗是特定时代背景的产物。由于政权的长期对峙,人为的隔绝,使大陆去台湾的诗人纷纷写作乡愁诗以寄托情怀。这些乡愁诗的意象纷繁,各具特色,可以归纳为三大类型:阻断的意象,穿越的意象和寄托的意象。这三类意象有着内在的关联。这些意象有对古典诗歌意象的继承和改造,更有现代意义上的创新,从中可以看出台湾乡愁诗对新诗的独特贡献。

清代中后期台湾诗人的离骚情怀探析

台湾古典诗人创作了大量与屈原及其作品《离骚》相关的诗作,他们或借读《离骚》排解内心,或通过屈原抒发感慨,或表达自己深切的爱国情怀。对这一部分诗歌进行分析解读,可以感受到台湾诗人的离骚情怀。

台湾闽南语诗中的“飞鸟”意象

"飞鸟"在台湾闽南语诗中不仅作为美丽风光描绘的部分,也昭示着台湾诗人漂泊思归的复杂的心路历程。飞鸟是关连故乡和羁客的"使者",穿越千山万水传递着故乡的信息;飞鸟是个体生存困境的缩影,它反映着诗人寻求精神家园的迫切希望。闽南语诗本土化的书写,并不单指语言的本土化,同时也是台湾诗人思想情感的本土化,"飞鸟"意象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台湾诗人在羁旅、流浪中艰难寻根的精神象征。

台湾现代派诗品评

台湾现代派诗歌受西方现代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影响,对社会和人生的观点悲观虚无,色调晦暗。表现手法上借鉴象征主义、意象派和意识流的创作手法,表现自我内在的心灵世界,抽象地探讨人的价值。台湾现代派诗歌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开掘是深刻的,探讨了人在社会和金钱及自私虚伪本性的挤压下的各种心态,在很多方面做出了不同于传统诗歌的探索和创新。

从诗评到诗学:论郑慧如的《台湾当代诗的诗艺展示》

台湾郑慧如教授的《台湾当代诗的诗艺展示》是很重要的诗学著述。通过讨论这本著作的贡献,可进而探讨一般批评家如何跨越诗评到诗学的分水岭。诗学家应有的修为,除了宏观的视野外,更重要的是文本精读细品的能力。诗学家更要有独立于诗作之外的诗学见解,以精细缜密的哲思书写自我的存在。此外,诗学家敏锐的意象思维使诗学论述免于抽象化、概念化,使论述更深入、更动人,更具有说服力。以上这些特色都在《台湾当代诗的诗艺展示》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管窥台湾生态诗的不同面向——以赵天仪、吴晟、刘克襄、瓦历斯·诺干的诗作为观照中心

198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的自然写作/生态文学蓬勃发展,呈现出丰富多元的复杂面相%论文选择赵天仪、吴晟、刘克襄、瓦历斯·诺干等四位台湾作家的生态诗作为观照对象,考察台湾生态诗多向度的诗思内涵与诗艺特征,管窥生态诗创作对于台湾自然书写思潮的意义。

受政治利用的“台语诗”

没有"台湾民族",只有"中华民族";没有"台湾民族语言",只有"台湾方言",故曰:"台语诗"的命名科学性值得质疑。至于那些被政治所利用的"台语诗",与其说是诗坛本土意识的觉醒,还不如说是在少数台独分子的思想支配下,企图将"台语诗"作为建立"台湾国"文学的工具。

未刊《梁启超与林献堂往来书札》中的几个问题

作者最近整理一批尚未刊行的梁启超与台湾遗民林献堂以及相关人士的往来书札四十余封,通过细读全函,排比整合,编辑成书,不仅见证了梁、林两人的情谊,对于两岸文化文学的交流,尤其围绕梁氏访台的政治背景、交友来往等一系列疑问,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