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台谏官荐举新论——以《宋史·本纪》的记载为切入点

北宋真宗朝以前及北宋徽宗朝后直至南宋灭亡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荐举台谏官的诏令几乎是个空白,尤其是南宋孝宗朝以后,《宋史.本纪》中竟然没有一条记载。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前者是因为宋初台谏官作为寄禄官,多不行台谏之职;而后者则是宰执大臣特别是权相对台谏官选任的影响所造成的。以此为基础,本文对宋代台谏官在选任中与荐举制度相关的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探讨。

北宋台谏官的进奏渠道

北宋士大夫参政议政之风高涨,其中以专司言职的台谏势力尤为突出。北宋前期台谏的言事方式多为章疏,至仁宗朝台谏逐渐取得了上殿面奏的权力,台谏的进奏渠道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宽。随着政治环境、人事变动、派系斗争、权力格局的变化,北宋台谏的进奏渠道和权限也在不断调整。上殿面奏这一言事方式的获得,一方面有利于君主更有效地了解朝政得失、民间疾苦,另一方面也可以纠弹百官违纪、净化政治风气。然而台谏势力过于强大,进而左右朝廷言论,既有损君主威权,又会给朝局带来负面影响。

北宋晚期政治纷争中的台谏官--以“张舜民罢御史”为例

北宋台谏机构在仁宗朝得以强化,台谏合流成为趋势。在政治纷争中,台谏官往往充当了重要的角色,他们拥有独立言事的权力,可以品评朝政得失。在政治斗争漩涡中,他们或者坚持己见,以国家利益为重,对朝政得失进行劝谏,或者依附君主和宰执,掀起政治纷争的浪潮。宋代鼓励台谏言事,其中免不了夹杂着意气之争。元祐二年(1087)四五月间,围绕张舜民罢监察御史一事,台谏机构引发轩然大波。累上奏疏请求恢复张舜民的职位,这场纷争历时两个月,以台谏官的人事大调整而告结束,大部分台谏官集体被调离岗位,其中通过台谏官与君权、相权的权力角逐,折射出台谏官势力的病态发展趋势。

北宋台谏官正式信息渠道的发展演变

台谏作为宋代重要的中央监察机构,以向君主进言为重要的工作方式,能够从多种正式渠道中获得言论所需要的信息。正式信息渠道的整体结构,在台、谏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在不同时期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神宗朝以前,主要以言论监督为职责的台谏官,没有太多特别渠道来获取政务信息;自神宗朝起,政令关报、文书报备等台谏机构特有的正式信息渠道逐渐发展成熟,台谏官更深地介入行政事务之中。北宋对台谏官正式信息渠道的建设,是在决策层与台谏官的互动中展开的,由此形成的制度设计,不仅要考虑台谏官更迅速地获得更多、更准确信息的需求,更要明确传递出不同的统治者对台谏言论的整体态度与需求,与台谏制度的发展历程密切相关。

和解的破灭:司马光最后18个月的宋朝政治

在推翻新法的政策诉求之外,司马光在政治上追求协调新旧关系,实现政治和解,重返多元政治。然而,他以做谏官的姿态做宰相,追求个人道德的完美,既乏手段,又乏资源。相对年轻的台谏官群体主张清算,反对和解。新晋宰执推动太皇太后发布“务全大体诏”,对熙丰官僚实行政治赦免,力求和解。在台谏官强烈反对下,诏虽出而和解之义亡。元祐之政因而失去了大部分普通官僚的支持,进一步陷入“人才实难”的境地,而司马光对于变神宗法度的核心理论解释“干父之蛊说”被“以母改子说”掩盖,既不能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又为未来的分裂、恶斗埋下了引子。和解的破灭,司马光难辞其咎,然亦无法独任其责。

试论南宋灭亡之原因及其教训

"靖康之变",宋室南渡,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宋钦宗之弟赵构,以临安(浙江杭州)为都城,在南方重建宋政权,史称南宋,赵构即为宋高宗。南宋立国一个半世纪左右,由于政权相对稳固,社会比较安定,所以经济上完成了自唐"安史之乱"以后,中国经济重心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的历史进程。由于最高统治者继续执行重文政策,所以思想文化进入到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由于对外的陆路交通被切断,海外贸易开始兴盛,如果不发生后来明、清时代的海禁,中国很可能也早已成了一个海洋大国。

宋仁宗的自守之道

宋仁宗赵祯不算是个牛气的皇帝,第一,他没怎么开疆拓土,祖先传给他多少领土,他传给后人多少;第二,对于发展经济,他也没有如何高妙的思路,就算支持过庆历新政,最后也以失败告终。然而,宋仁宗却被视为历史上明君之—,此人最大优点就是懂得"自守之道"。所谓"自守之道",是指一个人对某种良好品质的坚守,无论外界如何改变。

古代台谏政治的反腐败作用

中国古代政治,特别从秦汉以来,总的说来,是向着加强君主专制的方向和轨道演变的。但决不是说,皇帝的权力就总是不受任何制约。无论是古人政治经验的积累,还是儒家思想,都相当强调今人所谓的监察权,其中心设计,一是对皇帝谏诤,二是对百官纠劾。"谏官掌献替,以正人主;御史掌纠察,以绳百僚"。

北宋中枢官制初探

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北宋的官制是相当复杂的,多数书籍于此都只是横断面的提及而缺乏纵深方面的研究。对北宋中枢官制进行浅析,有助于北宋其它制度研究。

“小元祐”考——论南宋后期学术对政治的影响

"元祜"为宋哲宗的第一个年号,但被宋人赋予了更多的政治文化和理念文化内涵。神宗熙宁、元丰时期,王安石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遭到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的坚决反对。变法派与保守派的分歧不仅仅在于具体政策上的差异,更在于双方哲学理念与政治理念根本不同,延及一系列传统的命题,诸如义与利、君子与小人、变与常、仁政与法治、理与气等。大体而言,主变法者强调"变",重视理财与法治,尊从王学(王学失势后。

论宋代的官员致仕制度

所谓“致仕”,亦称“致政”或“休致”,乃指古代官员卸肩休养之意,与我们今日所称干部离退休之意相近。致仕制是作为终身制的对立物而产生并发展的,虽然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产生了这种思想荫芽,但作为一种制度却成熟于两宋。因此。

试论北宋的“祖宗家法”

赵匡胤是个很有手腕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九六○年初,通过“陈桥兵变”,他夺得了后周政权,建立了北宋王朝。为使唐末以来的藩镇跋扈局面不再出现,为使北宋不做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赵匡胤建立了一个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的专制皇权。他在大臣赵普“

苏轼与司马光的役法之争

苏轼与司马光有着长期、深厚的交谊。这种交谊因两人在政治见解上的诸多相似,在当时特别引人注目。尤其是在熙宁变法中,因为他们对王安石新法的批评有着相似的观点,在当时和后来均被视为新法的主要反对派。北宋末年蔡京等人欲世代羞辱其政治对手所树立的“元祐党人碑”,便是以司马光为首,苏轼亚之。但是,由于二人年辈、职务、地位的差异,司马光对苏有较多的赏识、提携,苏轼对司马光却主要是尊重、感戴。随着王安石第二次罢相,熙丰变法难以维持;更随着宋神宗之逝,政治局势发生根本性逆转。司马光入朝为相,秉承太皇太后“以母改子”的意图,改罢新法“如救焚拯溺”。(《宋史·司马光传》)在废弃免役法的问题上,苏轼与之发生了激烈争论,并因此种下了受新旧两派势力夹击的人生祸患。

赵衙内犯事后的那些事儿

宋哲宗元祜年间，时任京西北路颍昌府阳翟县知县的赵仁恕为官贪酷，不但枉法贪赃，且私设酷刑，迫害无辜，劣迹斑斑。这赵仁恕是一名高级衙内：其父为翰林学士兼侍读赵彦若。但他的劣迹被京西整提刑官锺浚查悉、告发，非要法办他。赵彦若护犊心切，就给皇帝打了一个报告：“臣往为谏官，尝劾王安礼，浚实安礼党，恐挟此报怨，狱有不平，愿移狱改推。”意思是说。他以前当台谏官时，得罪过资政殿学士、青州知州王安礼（前宰相王安石之弟），而锺浚昵，是王安礼的党羽，他这次乃是挟私报怨，我儿子的案子不能由他来审，请异地审理。哲宗批准了赵彦若的请求。

北宋监察制度的特点与弊端

监察制度是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种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制衡机制。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在巩固和发展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协调统治集团内部关系诸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重视。公元690年建立起来的北宋政权,为了防止晚唐及五代藩镇割据、中央权臣擅权局面的重演,不仅在政治、军事、财政诸方面采取了有力措施,而且注意强化监察制度。在监察制度方面,

论明代监察机构对皇权的加强和制约

明代都察院的设置与监察官员权力的加强,不但对维护皇权、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对皇帝独裁专制权力的制约也施加了一定的影响。“加强”和“制约”,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既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予以分别叙述和论证,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宋朝的“反告密”

有一段时间,网上许多人都在讨论中国的“告密文化”,论者言之凿凿,说“告密”属于国民劣根性,传统文化是滋生“告密”的沃土——难不成“告密”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而“被告密”则是我们摆脱不掉的历史宿命？但细一想,又觉得不对。以笔者的了解,在传统社会,告密行为一直是受到主流文化排斥的,中国的主流文明与其说是“告密文化”，不如说是“反告密文化”。

略论北宋的政治统治

北宋皇朝在我国古代史上占有什么样历史地位,是颇为值得探索的学术课题。由于北宋在军事力量上明显的软弱,先后屈服于辽、夏,给人们留下腐败无能的印象。长期来人们产生一种误解,好象北宋一切都衰败萎缩,政治、经济、文化都远不能和汉唐相比。不仅一般人士持有这种观点,甚至某些学识渊博的人士也怀有这种偏见。

浅谈包拯的廉政

包拯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 妇孺皆知,而且随着文艺作品流传世界,他在国际上也是一位颇有影响的历史人物。他一生为政清廉、执法如山,敢于同官场里的腐败现象作斗争,包拯的廉政是从具体事情做起的。每任一职,都尽力兴利除弊,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任监察御使、开封知府、三司使、代理御使中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