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陈入北文士修撰梁史考论

萧梁亡国后,梁史主要由梁陈之际的入北文士修撰,其中绝大部分出于私修,并且多属于记录梁末史事的“偏纪”一类,这跟撰者的个人经历、故国记忆及客观上的史料欠缺有关。姚察、许善心、何之元、姚最、刘璠等入北文士通过对称谓、断限、结构、体例的设计,表达各自的政治立场和情感态度。受益于独特的历史契机与文化环境,萧梁旧史的修撰格外丰富多样,为此后南朝史的整理奠定了基础。

欧阳修与司马迁

在我国历史上 ,欧阳修是继承司马迁最有成就的文史大家。在人格精神方面 ,欧阳修继承了司马迁硬骨头精神 ,不屈不挠从事史书写作 ;在史书修撰上 ,继承了司马迁的史学思想 ;在文学思想方面 ,既继承发展了司马迁“发愤著书”说 ,提出“穷而后工”理论 。

加洛林时代的多元化修史格局

在中古西方修史机制的问题上,国内学术界存在的一种观点认为,中古西方修史活动受教会控制;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古西方修史活动仍为私人史家所为。本文认为,这两种学术观点均与加洛林时代实际修史状况有所出入。在加洛林时代,尽管教士和修士占史家多数,但教会并非修史活动唯一组织者,加洛林王/皇室也曾组织过官方色彩的修史活动并对私人修史活动提供赞助。当时存在的是一种王/皇室、私人、修道院、主教区皆得参与的多元化修史格局。

唐代史馆制度略论

唐初在前代基础上,确立和完善了史馆制度,使史馆成为修撰前代史和本朝史的正式修史机构。宰相监修显示了政府对史馆修史的重视,加强了对修史工作的监控。史料征集的制度化则从根本上保证了史书修撰的质量。唐代史馆制度经历代仿效,对中国史书修撰和史籍特色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唐史馆探微

中唐是唐王朝盛极而衰的转折时期,虽然表面上还到处呈现出歌舞升平的气象,但在“公私仓廪俱丰实”的幄幕下,实际已隐藏着令人担忧的政治、经济危机。如何正确利用过去的经验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使史学真正能“贻鉴古今”,成为中唐史馆研究的新课题。

论贞观史学

唐代是我国封建史学进一步发展的时期,而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史书修撰方法的变化,史学独具的特色和史观的进步性,尤其给唐代中后期和唐以后的史学以很大影响。今姑且称其为“贞观史学”,略加论述。一、修史方法的根本变革贞观年间,史书的修撰方法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就是通过设置专门机构撰修国史(当朝历史)与前代史,实现了史书由私撰到官撰的转变。史馆,作为官修史书的机构,始置于北齐。在此之前。北魏节闵帝时曾设立修史局。

迎难而上 独具匠心——读杨绪敏教授《明末清初私家修史研究》

近日得暇拜读杨绪敏教授的新作《明末清初私家修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以下简称“杨著”),深为已过花甲之年的杨教授不避难题、勇攀高峰的精神所折服,感慨良多,特著之于文,以抒胸意。私家修史是中国史学史上一个值得大力研究的课题、是一座亟待发掘的富矿。所谓“私家修史”,大约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指非史官、未得官方授意而私自修撰史书,二是指虽居史官但未受命撰史而利用职务之便私自修撰史书。我们这个民族历来重视史书修撰,史学异常发达,史学著作汗牛充栋,丰富多彩。私家修史往往衰落于一统王朝强盛之时而繁盛于新旧社会交替之际,这决定了私家修史不受思想约束、更加能够秉笔直书、更多关注社会治乱、国家兴亡规律的探讨,而发凡起例完全自主的特点,也就注定了私家所修史书比官修史书在某种程度或某个侧面上,更具有可信性、更富于学术价值,从而更值得今人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