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藏文综合体史书编纂中的“述而不作”与追求“信史”

明代藏文历史文献的编纂经过近千年的积淀与钩沉,并受中原汉文史学影响,史书编纂在质量与数量上都得到极大提升,编纂内容丰富且形式多样,积累了丰厚的编纂史书、保存史书、运用史书的方法与经验,门类也越来越细。本文在查阅和运用汉藏文文献中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论述了藏文综合体史书在明代的形成与发展以及“述而不作”与追求“信史”的编纂理念,分析了明代综合体史书“述而不作”的汉藏历史渊源,阐明了明代藏文综合体史书中汉藏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对于研究西藏历史、藏文历史文献编纂理论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20世纪医史书写新范式——以陈邦贤《中国医学史》为中心的考察

陈邦贤三版《中国医学史》确立了医史书写的新范式——以新编年体为核心,结合章节体进行专题叙述,这一范式彻底改变了传统的纪传体书写模式,是史学研究和医学研究共同作用的产物。该书体现了医史书写新范式及其背后的学术发展脉络,也体现了陈邦贤相关治史理念的运用与变化,以及医史书写和中国医学发展的因果关系。

20世纪以来西方设计史书写的转向

20世纪以来西方设计史书写,从深度、广度与方法论角度来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以扬弃精英史观、走出艺术史笼罩为特征的早期设计史研究阶段,以新文化史兴起与物质文化研究的开拓为代表的设计史学科独立发展阶段和以全球化、多样化与更高起点的回归为表征的新发展阶段。虽然各阶段的发展成就迥异、各有得失,但无论是宏大叙事还是微观研究,整体而言,都体现了20世纪西方设计史书写生生不息的活力和设计学者不懈探索的脚步。

“大历史”中的“小世界”——论“三言二拍”的宋史书写与文学想象

“三言二拍”关注宋朝的“大历史”,如熙宁变法、靖康之变等大事件和宋高宗、王安石、贾似道等大人物;但小说家叙述的重点却非“大历史”的波澜壮阔,而是“大历史”中的“小世界”,以此展现历史剧变下人物的艰难处境和人生体验,或是历史人物的逸闻趣事和适意生活,“小世界”未必契合正史叙述,却不违历史逻辑,并在“情理”维度丰富了“大历史”。“三言二拍”借“小世界”展开的宋史书写既有对市民趣味的迎合,也有文人趣味的表达,折射出明人对宋史的多元认知和历史观,尤其小说家对“靖康之变”的诸多关注,折射着明人的危机认识与社会焦虑以及对宋代的文化认同。

论新时期串场河文学的地方史书写

新时期串场河文学中地方史元素极为丰富。以内容分,大体有社会史书写、风俗史书写、自然变迁史书写、人文史书写四种类型。其总体特征可归纳为:高度的纪实性,革命话语、人性视角与传奇色彩的融合,哀挽与期盼交织的情怀。地方史书写强化了串场河文学的地域印记,由于作者的“存史”追求,文学作品成为具有相当信度的历史文本。

意旨、方法与本体认识:民族史书写中的中华民族意识——以20世纪前半叶中国民族通史撰述为中心

20世纪前半叶民族史书写的几类主要范式虽然在时代背景、指导思想、民族史观、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别,显示出从传统史学话语体系经新史学话语体系到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转变的学科史特征,但在撰述意旨、结撰方法和民族史本体认识等方面却都体现出自觉的中华民族意识。本文以20世纪前半叶中国民族通史撰述为中心,探讨知识分子在民族史书写过程中表现出的中华民族意识,挖掘其对当今中国民族史书写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参考价值。

文艺学学术史书写中的彰显与遮蔽——对高建平先生主编《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1949—2019》的学术批评

无论是对专著未予以足够重视,还是对学科建设关注不够,都表明《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1949-2019》的书写,主要不是从知识增量或者说知识创新的角度去考察“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虽然“将主要注意力”放在“七十年来文艺学论争的中心问题”上是一种学术上的自由,但这不仅仅是“路向选择”问题,而且还是一个“价值选择”问题。总之,文艺学学术史书写不仅要提供争论和教训,更重要的是,要提供知识增量的范例,或者说要为文艺学“创新发展”树立“标杆”,在“行不言之教”的同时,给文艺学工作者一个正确的前进目标,从而使文艺学共同体“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也只有这样,文艺学学术史书写才能回归它应有之义。

追寻中国古代史学叙事理论体系的和谐与融通——读朱露川著《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的风格》

我们生活的世界似乎充满叙事。现今“叙事(narrative)”已不再局限于文学、哲学和史学等人文学科当中,诸如心理学和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也开始谈论起“叙事”。[1]就西方史学理论而言,“叙事”成为一个理论主题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分析哲学家们的讨论。他们认为,考察历史学家们提出的历史解释必须考虑他们所使用的语言特殊性。[2]这一讨论使人们逐渐意识到,我们知道的历史和实际过去的历史之间存在着具有“文本(text)”形态的史书这一并不完全透明的“棱镜”。20世纪末,海登·怀特基于文学批评的视角,认为历史叙事本质上是历史学家创造的文学表达.

对建材史书编纂若干问题的研究

通过史书与志书的对比,并结合《中国工业史·建材工业卷》的编纂经验,对建材史书编纂的体例、历史分期、历史评价、标题制作、导语写作等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力求为建材史书编纂探索一些具有规律性的理论和方法。

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中“郡督马公”考辨

李白开元十八年所作《上安州裴长史书》是研究李白生平的重要文献。书中记载,李白此前曾干谒安州都督马公,马公“一见尽礼,许为奇才”。此“郡督马公”之名,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即开元十五、十六年出任安州都督的马正会。然钩稽近年新出十一方唐代墓志,参证传世文献,可知马正会实卒开元九年前。“郡督马公”并非马正会,当为马克麾。

晒谱护家乘 读谱知族史--让孩子读点家谱“史书”

“你从哪里来,且往哪里去?”这是决决中华民族家庭里生生不息的续话题。孩子们读什么样的书,受什么样的熏陶教育?书海万卷供翻阅,知识万千任饱览。然而,在林林总总的书卷里,有一种叫作“家谱”的书,不妨推介给孩子们,让他们翻一翻,读一些家里珍藏的本族家谱,知道自家、自门、自族那些沧桑来历,感恩先人前辈勤勉英勇地奠下基业,弘扬好家风,传承好家训。读谱亦似读史书,绝非夸大其词的玄乎之说,而是家庭里实实在在的传统教育之必须!

史书典籍翻译质量评估研究——以《尚书·酒诰》英译本为例

中国典籍浩如烟海,典籍翻译是对外推介中华历史文化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司显柱翻译质量评估模式,发现《尚书·酒诰》理雅各译本中共存在12处偏离,但综合翻译质量较高。研究结果表明,司氏模式在史书典籍翻译质量评估实践中具有一定可行性,但仍有优化空间:对于以短句、省略句见长的古汉语文本来说,实施步骤较为烦琐,且评估范围仅局限于文本。因此本文建议,该模式可针对不同文本的语言特征,适当简化程序,并统筹译内与译外因素,以提升其客观及全面性。

“事为春秋”:《汉书·艺文志》对中国古代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

班固《汉书·艺文志》将《世本》至《汉大年纪》诸书附于“春秋”,后世称之为“‘春秋’二十三家”。阮孝绪、郑樵分别判定“史书甚寡”、“分职校书”是“附”之原因。后世多袭用阮氏之论,视“‘春秋’二十三家”即是史书附于春秋的体例。若考虑到班固和阮孝绪各自时代的学术认知,则后世对“史书甚寡”的理解未必合于阮氏,遑论契合班固确立“春秋”二十三家的标准,因此后世多从篇(卷)数而论,认为“春秋”所附诸书实难言“甚寡”。实际上,汉代知识体系中,“史书”内涵与后世不同,后世一般的史书分类尚未建立。而班固“春秋”二十三家的标准恰恰反映了当时的“史书”认知和史学意识。在整合司马迁、班彪等人构建的“春秋”谱系基础上,班固以强调史官重要性与创造性引入“事”这一话语,释证了“右史记事,事为《春秋》”的标准,以“释经”与“续传”来定位撰史行为,构建了中国早期史学话语体系,并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产生了潜在而深远的影响,直至近代西方新史学引入前,这始终是传统史学中史学起源书写的主流叙事。

清初西藏地方军事档案研究——以《藏四茹兵册》为考察中心

清初西藏地方军事档案是研究西藏地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重要历史事件的第一手资料,典型代表有《藏四茹兵册》。本文从历史军事档案角度解读《藏四茹兵册》,考察其表征、主旨和制度,探讨其在西藏地方档案发展史上的成就。旨在以清初西藏地方军事档案为凭据,考量清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治理,阐释西藏地方各民族军事制度之间存在多元“互鉴”,以证明西藏地方档案是中华多民族历史档案的有机构成部分,进而阐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粉碎西方反华势力和十四世达赖集团企图分裂中国的图谋。

伏羲水的碎碎念

大家好,我叫伏羲水,我的家在宁夏前庄伏羲崖上。你没听说过?那六盘山该知道吧,我就住在六盘山西侧。我的家很神奇,不仅风景秀美,还是一部地球演化的史书。至于我的来历,有何特别之处,今天就听我给你娓道来。

《左传》在欧美的译介

《左传》又名《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春秋内传》《左氏》等,之所以与儒家“四书五经”之《春秋》相关联,乃因为《左传》是以《春秋》为历史底本,并通过《春秋》提供的纲目记述了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所以《春秋》被称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而《左传》可谓中国古代第一部叙事完备的编年体史书。

从石油史书的解析到“石油与天然气地质学”课程的学习

本文以史书有关石油的4条记载为例,剖析了其中蕴涵的石油地质知识,指出这4条记载石油之最的史书中包含着"石油与天然气地质学"课程的基本概念和主要内容,把它应用于课堂教学时,能加深学生对抽象地质知识的理解,更容易把握该课程的整体知识体系。

史书“故事”的文体衍化与秦汉子书的叙事传统

汉代史书中多有"故事"记载,原有"旧事"、"先例"、"旧业"之义。这在秦汉子书中也多有记载。汉代的"故事",除了严肃意义上的"先例",还有"滑稽"意义上的"旧事",前者是"成例",是文学题材中被引用之"典故"。后者具有一定的"叙事"色彩,非常接近后世的"小说"。另外,作为"旧例"、"典章制度"之义的"故事",也没有消亡,而是逐渐与汉代应用文体如诏书等发生了关联。

晚清史书编纂体例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以汉译西史《万国通鉴》和东史《支那通史》、《东洋史要》为中心

史书编纂体例是对历史如何进行组织安排的一种形式,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方面。晚清是中国史书编纂体例发生重要转变的时代,史书编纂上最关键的变化是引入了章节体。以往学者在讨论章节体史书时,或以为该体例是传统纪事本末体的逻辑发展,或认为是以日本东洋历史教科书为蓝本的。在晚清史书编纂体例变化的过程中,事实上存在着一个由卷章段体到章节体转变的过程。其中有诸多转变的环节。本文认为最早的卷、章、段合成的史书体例出现于19世纪八十年代引进的外国史书体例中,其中第一环节为美国传教士谢卫楼编译的《万国通鉴》,该书卷章段体例是影响后来章节体史书的一个重要过渡环节,是最为接近于后来章节体的史书之一,为后来国人接受日本学者以章节体所编纂的中国通史作了重要的铺垫。第二环节为上海东文学社出版的那珂通世《支那通史》和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两书引入了较为成熟的章节体史书体例和较早采用了历史分期法,首次向中国人展示了一种编写中国历史教材的崭新形式,即不仅可以章节体的形式,而且以历史时期划分来还原中国历史的本相。中国史家柳诒徵和夏曾佑等在重新思考与改造传统史书编纂形式的过程中,都直接或间接地借鉴了日本章节体中国通史的形式。

朝鲜王朝所编之中国史书

朝鲜王朝编修了四十多部中国史书 ,其中以明史所占比重最大 ,其次则是宋史。尊华攘夷为中心的儒家正统观成为这些史书的基本原则 ,上至国王 ,下及儒士皆参与中国史书的编撰 ,成为朝鲜王朝后期尊周思明的一个重要表征。透过对这些史书的分析 ,不仅可以看到朝鲜王朝对明清两朝不同的文化心态 ,而且可以更深入地把握明清时期的双边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