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程朱、陆学主流学派观照下的“史事宗”易学的历史维度——史论与史料的择取

程朱、陆学诚为宋代理学主流，作为这两大主流学派观照下的“史事宗”易学以史证易，以史论政、论理，其史料与史论必有发轫与择取。经过大量阅读相关古文献和筛选，以及对其学术传承关系分析，可以得出：欧阳修、司马光是其史论与史证之所出，《新唐书》《新五代史》与《资治通鉴》是其史证史料、史论观点赖以提出的主要文献。

史事宗易学研究方法析论

夫援史证《易》本为易家释《易》普遍之现象,然自赵宋三李一杨(李光、李杞、李中正、杨万里)开宗奠基后,历宋元明三朝而踵继者众,至有清一朝,更以超迈往古之姿,创猗欤盛哉之势,将史事易学推至极盛。由于此派易学著作甚多,易家援引史事形貌多样,不仅丰富史事易学之内容,亦充实义理易学之内涵,并建构出此派易学独特之体系,值得吾人深入研究。海内外曾从事相关研究者虽不乏其人,惟此派易学研究方法仍有讨论之空间,愿将个人研究之拙见,提供未来研究者之参考,冀收后出转精之效。其内容包括史事易学之定义、史事易家之典型、史事易学发展史略、援史证《易》研究之重点(如援史动机、援史类型、援史与卦爻比附之切当性、援史之史观、以说理为本以援史为末),以及史事易学研究之发展性等等,希望透过文献资料之搜集与分析,进而从易学与易学史之角度推论,俾有助于史事宗易学研究方法之建立,与史事易学研究深度广度之推扩。

南宋史事宗易学兴盛原因探析

李光、杨万里是易学史“两派六宗”之史事宗的代表人物，在他们的易学著作中出现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在历史中实践着《周易》，希望给现实社会以借鉴。这样的注解方式在他们生活的朝代——南宋，非常引人注目，以史证易顿时兴盛。对于易学发展，史事宗易学有其发展的线索，但在南宋成熟并兴盛，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关注并加以探析，追寻现象背后的原因。

“史事宗”易学:一种中国式方法范式的确立与传承

顾炎武《日知录》勾勒了《易》学发展简史,不但泛滥易学的"玄""理"二家,还清楚看到了"史事宗"这家存在的可能性,并深度揭示了史事"参证"方法在杨万里等《易传》中得到确立,认为"史事宗"《易》学以用《易》为学术趣旨,是方法论与目的论的高度统一。顾炎武作为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不但以史证《易》,还由此在其《音论》等著作中推出"广证""博证"之法,终至形成乾嘉学派赖以存在的"疏""证"相结合的范式。乾嘉学派虽以"复古""回到汉学"为旗帜,但纯粹"注疏"的方法范式毕竟已成过时的笺注学。后继的乾嘉学者们分别以吴派、皖派大成之作《周易述》《孟子字义疏证》等为代表,蔚成了以考据、考证为特征的乾嘉学派,标示了中国哲学方法范式薪火相传的学术气派。

以史证易与诚斋易学

以史证易的学术活动中存在一种天然的易与史相对待,又由于易学各家的学术分野而分殊。诚然,史事宗易学以其大量的以史证易学术活动反映了"一种易学观",实则还反映了一种历史观(史之理),史的精神和由此导出的历史发展的矢量。问题是:以史证易是义理派三家甚至图书各家共有的学术活动,从以史证易到史事宗易学应有一条清晰可辨的路向,或日鲜明标识。义理派其他二宗之"玄理宗"以玄学为标识,"儒理宗"以天理论为标识,史事宗易学通过以史证易来阐发史之理而成为一种学术标识。杨万里易学作为史事宗易学的代表无疑充分彰显了理学的"明体达用"功能,将天理论引向了"史之理"并充分释放了其中正通变观,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易学范型、作出了新的学术贡献。

宋代江西的易学研究

宋代江西易学研究的有着相对清晰的发展线索,后世所称疑经派、义理派、史事宗易派、图书象数派、调和派、集解派等易学流派,或诞生或承接于此际的江西籍学者之中。这些易学派别的递嬗与传承,共同构建了宋代易学的全盛景观。

李光史事易学初探

李光作为"南宋四名臣"之一,在政治上颇有建树,在文学上也久负盛名,但是作为"史事宗"易学代表,关于他的易学渊源以及易学思想却鲜有深入研究。文章以李光的《读易详说》为载体,结合南宋社会现实,探究他的易学渊源、易学思想以及对后世的影响,这样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李光并且深入把握易学史中"两派六宗"之一的"史事宗"易学。

切实明理:“史事易”发微

《四库提要》所谓"两派六宗",是指易学史上存在不同的解《易》思路与解《易》宗旨,而非分门别派。长久以来,学界对"史事宗""史事易""以史证《易》"等概念缺乏明确界定,以致"史事易"研究难以取得重大突破。概言之,"以史证《易》"是一种解《易》方法,见于《易传》和郑玄、干宝、程颐等人的著作,并不仅限于"史事易"。"史事易"的本质特征也不在于使用"以史证《易》"的方法,而在于其解《易》宗旨。观李光、杨万里著作可见,"史事易"的目标并非简单地讲述史事、认识历史,而是要透过史事探求贯通天人的大中至正之道,进而关切现实、针砭时弊。这才是"史事易"有别于其它义理易学的核心特质。

杨万里易学的义理建构与现实关切

“引史证易”是杨万里易学的显著特色。相较汉唐的“以史注易”“以史解易”,其“引史证易”更注重义理学构建。他认为《易》乃通变之书,试图由《易》之理洞照天人之理,再以“史证其理”完成易道即天理的哲学构建。在心性论上,杨万里受到了湖湘学派的影响,主张“性体心用”;在工夫论上,他推崇二程的诚敬工夫,强调工夫修养必须落实在日用常行、经世致用之中。究其根本,“引史证易”只是其治《易》的方法、工具,其目的在于从浩瀚的史实中梳理出盛衰治乱之理,进而把注解《周易》与拯救国运的现实关切联系起来。

李杞《用易詳解》疏記

論歷代易學闡釋流派,本有所謂史事易學者,史事宗發煌於南宋,李杞《用易詳解》即其代表之一。李氏既以史事證《易》,又以義理解《易》,以史論理,以理説史,皆持易道統攝之,出入無礙,融會貫通,謂之史事派誠可,謂之義理派亦無不可,則是書可謂史事宗之義理派。按以史證《易》者,不可拘泥,持楊萬里《誠齋易傳》相較,必每卦每爻有史以應之,未免牽强附會之嫌,李氏是書多取史事大義,《周易》經傳可以史應,則取證之,不可以史應,則以義理説解之,此誠合乎"用《易》"之妙矣。至夫,所取象數學説,是書解《易》之文,有所謂"以全體論之"、"分六爻而論之"者,止於爻位之乘、承、比、應,兼及互體而已,非其深措意焉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