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传统与中古史传文本的文学史研究意义

本文以如何面对传统为议题,探讨史传文本的文学史研究意义。在传统文学史学的谱系里,史传文本是文学观念的一个风向标。史家采摭诗文入传提示我们,传记文本自身除了具有文学价值以外,还具有文学史和文学观念史层面上的研究价值。史传中的文学史图景渐次清晰,文学史家本着当代书写理念的某一种叙事话语可以从中采撷资源展开重构,文学图谱就会愈加清晰,在文学传播场域中也会渐次形成新的书写维度。在文学考古中如何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成为一项学术使命,只是这里的"重绘"很难复现过去的文学图景,只是以现代学人的学术理念来更新既有的文学史图景,文学地图的重绘是学术全球化视野下的必然选择,也能够体现出重绘者的叙事能力。

中古史传文本中的文学宗主形象——以《陈书·徐陵传》为中心

"孔门四科"在汉代渐次演绎成为批评人物的标尺,"文学"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从以政事为中心的文教之学转向了以文字表达为主的文章之学。徐陵的德行风范、言语行为、政事决策都有过人之处,如再辅以卓越的文学才能,一代文宗非其莫属。通过对徐陵传记的分析,要成为"一代文宗"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要在文学上超越时人,成为本时代最为优秀的文学家;二是要在政事上有所作为,取得一定的政治地位;三是要能荐引后进,形成影响力。"文学"是"文宗"的本分,"政事"是决定要素,"言语"是影响要素,"德行"是认证要素。并且"德行"是总领另外三个条件的决定因素,德才兼备方可获得士林的承认,四者相得益彰遂能引领一时风气,方能获得本朝文学史上的文学宗主之地位。

成吉思汗神话:13～19世纪蒙古族史传文本思维结构解析

神话式思维往往以叙述故事的形式,象征地表达着一种文化或一个民族的基本价值观。成书于13世纪的《蒙古秘史》深受萨满文化影响,其中关于成吉思汗的神话与17世纪受藏传佛教影响的史著相关内容大不相同,然而在思维结构上却一脉相承,它们赋予历史人物成吉思汗以神圣光环,借以重构成吉思汗伟大、神圣形象,希冀激发和振兴蒙古人的文化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

史传文本阅读中的文本细读

文本细读是近几年十分盛行的阅读教学方法,以“摘记、比较”为核心的史传类文本细读策略,其理论意义在于探索出符合当下教学实际的史传文本阅读思路,其实践意义在于丰富教师的史传文本阅读教学策略,让学生在日常的有效复习中自主获得程序性知识,实现必备知识的自主性建构和关键能力的动态化生成。

论《国语》中的传闻记载

《国语》大部分文章出于各国史官的现场记载,但《晋语》若干文章和《吴语》《越语上》《越语下》是该国史官根据传闻记载的。认定《晋语》若干文章为传闻记载的理由是,史官不具备现场记载的条件。《吴语》《越语上》《越语下》创造了三个吴越兴亡的版本,它们虽然在大的关节上趋同,但在诸多历史细节上存在明显差异,引发读者"哪一个版本为真"的疑问。春秋史官的着眼点是给治国者提供历史借鉴,因此春秋史官的传闻记载与现场记载一样具备理据。《国语》表明,传闻记载与现场记载一样,都是春秋史传文本的生成方式。春秋史官的传闻记载不仅为战国小说家的兴起开辟了先路,而且启示诸子百家大量收录历史旧闻、故事和传说,由此催生了"说"这一文体。

《三国演义》叙事模式浅探

《三国演义》是部“世代累积型”的小说,史学家、民间艺人、小说家先后参与了创作,故其思想内涵是多义的。但小说中基本的文化立场则只有两个,即史家之言和民间文化。与之相适应,小说中也出现了两种基本的叙事模式,类似于史传文本的叙事与类似于话本文本的叙事。这两种叙事模式是不同的,它们从外在的题材处理形式到内在的价值体系,都存在一些差异。

甲午战争阵亡将领官修传稿的制度脉络及其转型

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不仅是世界上最早在全球范围内被观察、报道与评论的国际战争之一,关于它的历史叙述亦颇具特点:一方面,这些叙述深植于行政文书的流转脉络,几乎与战事的发展相伴而生;另一方面,这些叙述生成的年代,适值中国传统修史形式萌发重大转折,故而体现了近代史学转型的某种特征。与此相应,甲午战争的官方叙史至少在两个方面值得深入追问:其一,各种有关战事的历史叙述是如何在与政治过程密切绾结的不同脉络中形成的?其二,随着晚清民初的政经变动,这类生成于国家军政事务过程的史传文本,又是如何发生变化的?本文探讨的就是这两个基本问题。

把握史传规律·领悟解题方法——文言文“内容概括与分析”专题突破

一、学情定位,考点明路在文言文阅读的三道客观选择题中,'内容概括与分析'题一直是学生的痛点。相对于断句题通过选项比较日趋捷径化、古代文化知识题通过识记积累能正确解答,较多学生对'内容概括与分析'题依然无奈无策。基于此,在复习备考中我们很有必要对此题进行专题突破,帮助学生找到有效的解题方略,在复习备考中,化解文言文备考困惑,提高专题备考效率。关于文言文'内容概括与分析'题,考纲要求是:(1)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2)

文格与人格:唐宋思想转型背景下元稹形象的建构

唐五代时期对于元稹的论评除当事人以外,多以文学家的视角为主。"元和体"及其诗作是评论的中心议题。五代时期则是元白并称,元稹很少能够成为独立的评论对象。《旧唐书》突出了元稹的文学家形象,元稹的文学才能获得了史家的赞誉。时入北宋,道统的张扬对元稹的评价限制了其文的影响力,《新唐书》因鄙视其人将元稹塑造为巧宦者形象。新旧《唐书》从以"文学"到以"德行"、"政事"为书写标准的变化,导致了元稹传记文本内容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南宋时期对元稹的论评呈人文分论的趋势,论人则为奸佞小人,论文则呈现出研究格局的深化。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接受语境的转变,元稹形象日益显示出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