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朱子四书学诠释纷争及学术版图之重思——以史伯璿《四书管窥》对饶鲁的批评为中心

饶鲁以其“多不同于朱子”的四书思想对宋元以来的四书学诠释产生了深远影响,后世朱子学者在对饶鲁的评价上产生了明显分歧,以陈栎为代表的新安学派颇为采信其异于朱子之解,赞其说“大有发明”;以史伯璿为代表的学者则责其说“不同于朱子者十居其九”,适见其“不肯为朱子下”而“务立异以为高”的心态,斥其“诬朱子以欺世”。故史伯璿穷三十年之力而成《四书管窥》,集矢于饶鲁异于朱子之说,旁及祖述饶说的北山学、新安学等,以达到肃清流毒,维护朱学权威的目的。宋元朱子学者对饶鲁的不同看法,实质上体现了朱子后学对朱子所持有的“忠臣”“佞臣”“谗贼”之门户观念。饶鲁以朱学再传身份对朱子发出的异议之声,远及《四书大全》学、船山学等。因此,向来被忽视的双峰学派在宋元朱子学术版图中的真实定位值得加以新的反思。

史伯“和生”说的思想史意义——兼评钱耕森“大道和生学”

西周末年太史史伯和郑桓公的对话,蕴含着深刻的思想价值,是一件不同于一般历史事件的思想史事件,即它既是一件有思想影响的事件,也是一件有思想价值的事件。钱耕森教授将史伯的"和生"说与老子的"道生"说打通,创造性地提出了"大道和生学"的新的哲学理念,这是对史伯"和生"说思想史意义的有力发掘与贡献。史伯继承传统,总结出有关万物生成的朴实观点——"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这是对万物何以生成以及如何生成的回答,是来自经验世界的宇宙论。史伯还将他有关万物生成的观点延伸到政治领域,以"和同"作为其最高社会理想。"和生"论还被道家的宇宙论继承并予以抽象性发展。

史伯论“和合”“和生”“和同”

史伯既用了"和合",又用了"和生",还用了"和同"。对三者的异同,简要分析出:"和合"只具有方法的意思。"和"是生成万物的本原,万物是由"和"而生的。"和生"是哲学上本体论与生成论的范畴。"和同",补充了史伯对"同"的看法,体现了他对"同"的视阈具有全面性。

史伯与伯阳父是一个人吗?

伯阳父以阴阳论地震,时间是周幽王早期的第二年(前780年),记录在《国语·周语上》里。史伯提出"和生学",时间是周幽王晚期的第八到第十一年(前774-前771年)之间,因为郑桓公于周幽王八年(前774年)入朝任司徒之职,才有机会与史伯共商国是,该事记录在《国语·郑语》里。再说,史伯的"和生学",本应也含有阴阳化生万物的思想在内,特别是当他和伯阳父是同一个人,就更应该如此,但是史伯的"和生学"并没有"阴阳"这个重要理念。直到后来的老子传承他的"和生学",并把它发展为"道生说"时,才增加了阴阳化生万物的思想,即"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所以说,史伯与伯阳父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

史伯“和实生物”说本义浅释——兼答河北省和谐文化研究会王殿明会长问

"和实生物"说,是西周末年史伯提出治国用人的原则,但具有精博的哲理与高深的智慧,回答了万物从何而来的形而上的问题。"和"何以能生万物?答案就是他说的"以他平他谓之和"。其精深内涵:首先要具备有彼此相异的他;其次不同的他之间在互动中又能达到平、平衡,即和、和谐;于是就能产生新事物。新事物决不是假、恶、丑的,一定是真、善、美的。这是我国悠久的文化史上对"和"所下的第一个经典性的定义。笔者简称之为"和生学"。它具有普世价值,是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宝贵资源。

史伯的“和生”政治学

史伯是周幽王时代具有自己政治思想的一位大臣,他从当朝政治生态实际出发,提出了"和生"政治思想。其"和生"政治学,是以他的"和实生物"的"和生"哲学为理论基础。他针对周幽王"同而不和"的倒行逆施的政治,提出了"和而不同"的治国理政之"和生"政治主张。其"和生"政治学渊源于轩辕黄帝"万国和"与尧帝的"协和万邦"。晏子传承和发展了史伯的"和生"政治学。史伯的"和生"政治学,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和价值。

赫拉克里特的哲学观与史伯阴阳、五行观的比较

史伯与赫拉克里特都是古代的哲学圣贤,他们把世界的本原都归结为某种物质,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倾向,在他们的哲学观点中同时也包含着辩证法的观点,两位先哲虽然生活于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但相似的社会经济基础使他们提出的哲学观点具有可比性。本文对比了他们的哲学观点所具有相似性和差异性。

元代史伯璿鹽務思想論析

兩浙鹽課收入是元代中央財政的主要來源之一。温州、台州地區更是兩浙鹽業的主要産地,歷來受到中央和地方的重視。這不僅表現在鹽務法令的變革,更體現在地方人士對鹽務的認知。温州平陽儒士史伯璿就根據當時的鹽務狀況表達了自己的鹽務思想。

《四书管窥》的编纂过程及版本源流

《四书管窥》是元儒史伯璿积三十年之功力而成的一部学术反思型著作,虽现存版本较多,但大多残缺不全、错讹颇多,版本流传情况亦不明晰。实际上,该书自明初即为两个版本系统并行,以孙诒让玉海楼钞本为代表的民间系统为早期版本,而《四库全书》本所代表的内府系统为修订本。两大版本系统之间存在大量异文,而这些版本异文也是判断版本系统的直接证据。《四书管窥》一书的编纂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即便是至正六年(1346年)定稿之后,史伯璿也仍在进行该书的修订工作,这也间接造成了传世两大版本系统之间的内容差异。

早期五行说及其政治思维——以“和实生物”旧说与新说为中心

“禹平水土”和《洪范》五行畴属于原始五行说,二者相为表里。在殷周时期,平治水土或理顺五行是圣王治理天下及其居位受命的正当性所在,目的是“彝伦攸叙”。“彝伦攸叙”有多方面的含义,但以“和”为核心价值。不仅如此,原始五行说还包含着“和实生物”说的萌芽。“和实生物”包括史伯所述先王旧说以及他自己提出的新说,旧说与新说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以土为中心行,而后者无中心行。新说更具普遍性,更接近于实际经验和生活常识。新说和旧说都以“生物”为根本指向。“和实生物”说的应用很广,晏子的“和与同异”“水火相济”“可否相济”和孔子的“和而不同”等说法都是新说的推演。此外,早期五行说都带有政治思维的特征,它既是从政治出发,又是为政治服务的。

弘扬管子的“和生”思想

管子传承史伯的"和实生物"说,认为人之生、人心之和谐、人之长寿,以及天地之美等皆由和而生。"和生"具有普适性。在"天时""地利""人和"中凸显"人和"。管子通过上下不和、大臣不和、万民不和的危害性,明确提出"不和不生"的观点;又明确提出"和则能久"的"久生"的观点;强调"察和之道"之不易,都是对史伯"和生学"的发展。管子"和生"思想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朱子学的“求真是”与“护朱”之争——以陈栎《四书发明》为中心

关于陈栎的“朱子世嫡”、“信朱子不如信饶氏”、朱学门户株守者的三种评价,折射出如何看待朱子后学对朱子学的继承与发展问题。就陈栎《四书发明》来看,它确实提出了诸多不同于朱子之见,其中除少量文字径直表达对朱子不满外,多数是通过引用他人之说表达对朱子的异议;它除采用张南轩不同于朱子之说外,还采取饶双峰对朱子的修正之解,从而体现了朱子学本有的“求真是”之精神。这引发了具有强烈护朱意识的史伯璿的指责,批评陈栎倒向双峰而背离朱子。这些不同的评价,体现了宋元以来朱子学中“求真是”与“护朱”两种不同解释立场之争,反映了朱子后学夹在“忠臣”与“佞臣”之间的内在张力。而坚守“求真是”之精神,正是超越这一“忠臣”与“妄议”分歧的关键。

“无以人灭天!”——论中国古代哲学“天人观”及其对当代环境保护的启示

近三个多世纪以来,由于工业革命引起了工业的蓬勃发展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类步入了近代文明时期。在短短的三百多年里,人类的物质文明得到了空前的提高,超过了人类前此三千年物质文明的总和。

“信朱子不如信饶氏”--陈栎、倪士毅四书学对饶鲁的接受及意义

元代新安理学家陈栎、倪士毅四书学深受被认为“多不同于朱子”的饶鲁影响,以至于被史伯璿判为“信朱子不如信饶氏”。他们认为饶鲁之说“多有好处”,大量直接引用饶说,包括引其新奇之说,与朱子相对之说,或为使饶说与朱子说相协调而对饶说“改易字面”,或强调与朱子不同之饶说属于“宜知者”。史伯璿认为他们于饶说“口虽非之,心未尝不是之”,或暗主饶说之意以批评朱注,或删润饶说以为己见而求合于朱注。当然,对饶说过于新奇或针对朱子的激烈之见,他们亦删除之。比较来看,胡炳文、陈栎、倪士毅对饶说态度虽大体一致,然亦有小异。元代前期新安理学深受饶鲁影响这一客观而隐秘事实之存在,有助于反思视元代前期新安理学为朱学门户株守者这一流行看法,更新对宋元朱子学演变脉络的认识。

“大道和生学”运思轨迹略述

首先，我非常感谢黄山文化书院在成立25周年庆典之际，特举办座谈会研讨我的拙见“大道和生学”。同时，我非常感谢大家拨冗并冒着严寒大驾光临予以指导！

“和而不同”与“文明冲突”

21世纪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世纪,“文明冲突论”随着9·11的发生日益甚嚣尘上,不同文明之间究竟如何相处的问题也越发凸显。作者从史伯、晏婴的“和同之辩”入手,阐释“和而不同”思想的渊源、内涵以及孔子的对这一思想的总结、应用与后人的丰富、发展;分析多元状态下文明冲突的实质;指出只有“以和为贵”、“和而不同”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

论“大道和生学”的理论源流

"大道和生学"主张世界万物是由"大道之和气"产生的,它是对史伯的"和生"说、老子的"道生"说和庄子的"气生"说的传承与发展。史伯强调"以他平他"之"和"是"生物"的根据,不仅在思想史上第一次准确界定了"和"的概念,而且提出了"和实生物"的重要观点。老子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来解说"万物起源",并将"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原理纳入其中,精妙地揭示出"道生"实为"和生",从而将史伯"和生"思想提升到形而上的高度。庄子实现了"和生"思想的进一步传承与发展。他在老子"道生"说的基础上提出"气生"说,使"道生"的原理具体化,又将"气生"上升"为纪",即普遍规律的高度,指出"气生"的原理即在于阴阳平衡、阴阳调和。他提出的"至德之世"实际上就是和谐社会、和生社会。"大道和生学"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我们实现心态和谐、世态和谐、生态和谐以及和平崛起,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

大道和生学

20年前，我到北京参加“孔子诞辰2545周年纪念与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在会上发表《“和为贵”新论——儒家与现代化》一文，明确地提出了“和生学”，受到出席会议的代表们广泛关注。大致同时，先后有冯友兰先生提出“仇必和而解”，张岱年先生提出“兼和”，张立文先生提出“和合学”等，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风气。

“和”文化研究的新拓展——评钱耕森先生“大道和生学”

钱耕森教授对西周末年的史伯"和同论"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入挖掘。他提出史伯是我国第一位哲学家,这为争议已久的中国哲学起点问题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答案。钱先生从中挖掘出的"和生学"又沟通了"和"文化与生命哲学。钱先生的这些研究,其意义称得上"发现史伯"。但他认为史伯在构建体系化的"和"本原论的同时,却忽视了"同"也有积极一面,则有待商榷。

孔子“和而不同”与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汉族。今山东曲阜人。春秋末期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和"与"同",是先秦时期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经常对举的两个概念。"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