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朋园、吴雁南与黔台史学交流

在20世纪下半叶黔台史学交流史上,吴雁南、张朋园扮演了关键的桥梁角色。1989年国民党当局再次放宽岛内民众赴中国内地探亲限制,成为两岸民间文化交流的重要转折点。在吴雁南、余怀彦、冯祖贻等黔省学者鼎力支持之下,张朋园时隔43年完成首次返乡探亲夙愿。随着国民党当局于1992年逐渐放开中国内地学者赴台学术交流限制,两岸史学交流由先前的“南学北移”的单向流动迈入“南学北移”“北学南移”双向并存阶段。得知吴雁南、冯祖贻、何才华等人有意赴台开展学术交流,张朋园积极设法促成,并希望将私人藏书赠与贵州师范大学,聊表作为国民之一分子的心意。1996年,吴雁南国家“八五”社科重点项目结项时,张朋园与章开沅、隗瀛涛共同担任评审专家。得益于吴雁南、张朋园、余怀彦等学者的苦心擘画,黔台史学交流随之启动,为构建两岸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又一范例。

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回顾

20世纪是中外史学交流最频繁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外史学交流所表现的明显不同的发展阶段 ,与社会历史变革、世界史学趋势和中国史学自身的蜕变发展息息相关。中外史学交流的密切程度与各自史学的繁荣程度相辅相成。了解和总结这段时期的中外史学交流 ,对我们今后的史学发展有可贵的借鉴意义。

再论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史的若干问题

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近来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从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现状及其重要性出发,阐述了20世纪中国史学与中外史学交流的密切联系,指出中外史学交流史为传统的史学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空间,论证了中外史学交流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工作的积极意义。深入开展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应是当代中国史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论民国时期中西史学交流的特点

民国时期的中国史学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下 ,艰难地然而终于剥离传统史学的脐带 ,迈向史学现代化的新途。在这一过程中 ,中西史学的交融呈现鲜明的特点 :史学的传播渠道由欧美直接输入为主 ,以取代从日本的间接输入 ;中国学人留学欧美成为时尚 ,从欧美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在中西史学的交流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是传播西方史学的主体 ;而传播的内容以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为主 ,历史哲学的引入更令人瞩目 ;

中外史学交流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史学交流是人类文化的一种特质,也是史学生命力之所在。中外史学交流史源远流长,不过迄至近代,特别是到了19世纪末中外史学直接碰撞以来,才以其恢弘之势,写在人类史学交流的史册上。中外史学交流研究内容宏富,它将为史学史研究开辟新天地,即从它与汉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后现代主义思潮之关联就可略见一斑。中外史学交流多途贯通,其主要有译书、教学、著述和讲学等。中外史学交流对于正在迈步走向世界的中国史学意义重大,也将给未来的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学术影响。

论《蒙古秘史》在中国古代多民族史学交流中的意义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对《蒙古秘史》的史学交流意义主要集中在它的世界意义,对其在国内各民族史学交流中的作用关注不够。《蒙古秘史》的在国内的史学交流意义不仅体现在其成书过程中,而且也反映在其以"感光而生"说为代表的早期传说及其后开疆拓土的基本史实上。成书之后,这一文献的传播不仅依靠其他民族学者的努力,更是对其他民族的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沟通蒙古族与国内其他民族史学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中外史学交流对中国史学研究的推动——以围绕罗森研究的中日史学交流为例

中国历史研究要有世界眼光 ,要把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史 ,放在世界全局和国际关系的格局之中 ,从各种角度去考察分析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互动关系 ,同时从各个角度对中外历史进行深入的比较剖析 ,为此必须积极开展国际文化学术交流。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日益发展 ,中外史学交流也日益频繁 ,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中国的史学研究 ,对罗森的研究 ,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

刘大年与中日史学交流

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刘大年,多次赴日进行学术访问和讲学,与不少日本史家有深厚的学术交谊,改革开放后倾力推动中日史学交流砥砺,不仅促进了中国史学的多元取法与繁荣发展,也着眼于化解历史恩怨的现实关怀,进而为中日友好奠定了坚实基础。他对于中日史学交流有前驱先路之功,体现出非同寻常的眼光和格局。

柔远与慕华——简论北宋与高丽的史学交流

中国古代史学在宋代发展至高峰,其历史思想与历史撰述对同时代的高丽政权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北宋和高丽政权的史学交流,是两国文化交往的重要构成。高丽对北宋史学成果的仰慕非常明显,这在其官方与民间对宋代史著的求索与学习中有明显反映。但北宋对于这种仰慕的应对则要复杂得多:一方面,宋代士大夫乐于"示之以仁,而使自知归,化之以道,而俾其自服",力求以文学教化获得周边政权的尊敬;另一方面,宋代史学家强调史学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因此当政者对于史学著述的传播又非常慎重。本文拟通过对北宋与高丽间史学交流活动的梳理,探讨宋丽之间的史学活动对两国的史学发展的推动作用,以及政治活动对史学发展与文化交流的双向影响。

中外史学交流与徽学学科建设

徽学作为一门学科,其学科归属和定位十分重要。徽学是一门以徽州社会经济史特别是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为主体,综合研究徽州整体历史文化以及徽人在外地活动的历史学科。严格意义上说,徽学应当归属于历史学的专门史研究范畴。正是中外交流的开展,才使徽学最终成为一门学科,并逐步走向成熟与繁荣。

大陆脚,走台湾:我所经历的两岸史学交流

2016年4月中旬，“互动与新局：30年来两岸近代史学交流的回顾与展望讨论会”在台北举行举行。

新视野 新领域 新路径——张广智教授主编《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史》读后

张广智教授主编的《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史》一书近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是当今国内学界中外史学交流史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通过转换研究视角,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重新发掘旧有史料价值,同时积累和扩充各种新史料,立足于实证研究,结合宏观论述和微观个案、历时性梳理和共时性考察,向我们摹绘了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的壮阔图景,不仅为传统的史学史研究开拓了新的空间,同时也为构建中外史学交流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摹绘中外史学交流的壮阔图景——评张广智《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史》

学术界一般将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视为中国现代史学的发轫;但学科意义上中国现代史学的真正成立,似应迟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夜。倘若撇除了域外史学的熏沐与浇灌,“五四”前后建基的中国现代史学体系几乎无从言说。在史著体例上,如今中国史学须臾不离的章节体、教材体、论文体,都是直接由西方史学输入的。也就是说,不仅在研究体制上,还是在著述范本上,中国现代史学都经历了一个域外史学体制本土化的曲折过程。

中外史学交流格局中的中国思想史论述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因与外国史学交流,出现了许多大变化,包括一些新的分支学科,例如"中国文学史""中国思想史"等都是。中国古代本来没有这样通叙型的专史,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因新式学堂教育之需要,故参考着外国相关论著来试着编写。从胡适、冯友兰以降,皆是如此。故其论述方法与述史架构,亦深受外国史学之影响。

胡绳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外史学交流

作为当时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领导者之一,胡绳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多次参加中外学术交流活动,为推动中外史学交流作出重要贡献。他与以井上清为代表的日本史学家结下深厚情谊,推动中日马克思主义史学界的交流。他支持中国史学界了解并研究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拓宽研究视野并吸纳其中合理的部分,在有争议的问题上提出中国史学家的观点,推动中国史学自身发展,增强中外史学交流的学术基础。他参与的中外史学交流活动是这一时期学术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史学与时代的互动。

中外史学交流的脉络与当代意义

当代中国史学的开拓创新，既需要从我国传统史学的优秀遗产中汲取营养，也需要从域外史学中获得“他者智慧”，因此大力开展中外史学交流，并对这种交流的历史进行研究，已经成为当下我国史学界的题中应有之义。晚近以来，我国的中外史学交流史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

三论二十世纪中西史学交流史

本文阐释20世纪中西史学交流史上的三个问题：中国史学与20世纪苏东剧变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西方史学两支史学潮流的相关度；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与西方新史学的关联；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的关系。任何形式的文化交流，其前提与基础在于相互了解，史学交流尤甚。当下，为了进一步开拓中西史学交流，不断地加深相互了解就显得格外重要，唯此，才能使中国史学在与西方史学交流中出彩，在与国际史学互动中前行。

时代、政治与史学:20世纪后半期中外史学交流的演变

史学交流是历史研究活动在不同国家或地区间的对话,是促进史学繁荣和发展的重要手段.不同时代的史学交流不仅与史学研究本身的发展状况有关,而且与当时的外部政治条件密切相联.20世纪后半期中外史学交流深受这一时期国内意识形态变化和东西方“冷战”关系起伏的影响,经历了从困顿到突破,从意在实现意识形态目的到重返学术本位的曲折演变,其交流的内容和路径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史学史学科体系的重大突破——评张广智主编《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史》

张广智主编的《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史》以新的视角创造性地构建了中外史学交流史的学科体系,^((1))并从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立场出发,对19世纪以来的中外史学交流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与评述,是当代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一、从西方史学史到中外史学交流史改革开放以来,张广智一直致力于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不断推出新版本的西方史学史教材和相关著作,主编了我国首部多卷本《西方史学通史》。

文明交流互鉴中的西方史学史——访张广智教授

张广智,1939年生,江苏海门人。1964年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本科毕业,1967年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西方史学史专业研究生毕业。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史学史。著有《克丽奥之路》《西方史学史散论》《超越时空的对话》《克丽奥的东方形象》《徜徉在史学与文学之间》,另著有《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与张广勇合著)、《现代西方史学》(与张广勇合著)等。主编《西方史学史》(第一至四版)、《西方史学通史》(六卷本)、《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史学之魂: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等。2018年11月,被上海世界史学会授予“终身学术成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