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与中国现代史学体系的构建

20世纪中国史学有两变,一是由过去的旧史学变为"新史学"(含史料派史学),一是由"新史学"演进为真正马克思主义"新"史学。而唯物史观的传入则是中国现代史学临门一脚,开创了中国史学研究的新局面,诞生了全新而科学的史学理论、方法和丰硕的史学成果,催生了史观与史料并重的中国现代史学,形成了完整的学科体系。经过李大钊、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大批研究者的艰辛开拓,创造出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形成了丰富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思想,奠定了中国现代史学的根基和范式。

现代中国绘画史学体系的建构——评民国时期三部绘画史著作

郑午昌的《中国画学全史》在绘画史观上实现了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变,但史纂体例和研究方法仍是传统的, 并没有突破以《历代名画记》为代表的古代画学史的超稳定结构,傅抱石的《中国绘画变迁史纲》以论串史,在体例上突破传统画史的撰写模式,但研究方法缺乏科学性;而滕固的《唐宋绘画史》则运用西方现代艺术史学方法研究中国绘画史,从而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现代绘画史学体系。本文尝试分析郑午昌、傅抱石与滕固这三位艺术史家的绘画史研究的不同特点,从而对民国初期绘画史学所经历的深刻转变进行简要的评述。

李大钊对建构中国自主历史学知识体系的贡献--纪念《史学要论》出版100周年

李大钊在100年前推出的《史学要论》是中国学者探索建构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的开端。在该书中,他广泛吸收中外学者的探讨成果,以唯物史观为指引论述了历史学理论的诸多基本问题,提出了建构新的历史学体系的很多有益构想。时至今日,他对这个体系的构想,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价值。在讨论建构中国自主历史学知识体系的当下,重温李大钊的那些鲜活思想,可以使我们得到许多启发。

郭沫若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构建

史学体系是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综合体现,也是社会需要在史学教育、研究与人才培养上的客观反映。古往今来,社会性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社会需要不同,史学体系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内涵也各不相同。20世纪初,风雨如嗨,鸡鸣不已,中国史学体系经历了从传统史学体系向近代史学体系的转化;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其学说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催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

郭沫若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构建

史学体系是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综合体现,也是社会需要在史学教育、研究与人才培养上的客观反映。古往今来,社会性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社会需要不同,史学体系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内涵也各不相同。20世纪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中国史学体系经历了从传统史学体系向近代史学体系的转化;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其学说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郭沫若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构建

史学体系是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综合体现,也是社会需要在史学教育、研究与人才培养上的客观反映。古往今来,社会性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社会需要不同,史学体系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内涵也各不相同。20世纪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中国史学体系经历了从传统史学体系向近代史学体系的转化;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其学说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催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

对现代历史学结构体系的构想

从理论上来说,有了历史学就有了史学结构,但史学家对史学结构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史学结构"的概念是到了近代才出现的。现代历史学的结构体系,可以从层次结构和学科结构两个角度来理解,由反思的理论层次、主体的骨架层次和辅助的基础层次三个部分构成。建构史学结构体系,旨在协调和平衡史学领域里的各种复杂关系,确保历史学的全面、健康发展。

20世纪80年代我国史学概论体系建构比较研究——以葛懋春、白寿彝和田昌五等编著普通高校史学概论教材为个案

20世纪80年代,为了适应普通高校教学之需和推动史学理论学科建设,史学界出现了一个史学概论教材编写的繁荣景象。在短短的十年间,出版并被相关高校确定为历史学本科生甚至延伸为研究生教学的指定参考书,计有11本之多,代表性的史学理论教材有: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和田昌五、居建文编著的《历史学概论》,被多所高校选定为大学本科史学理论课程教材,影响很大。无论是从横向还是从纵向来对比分析三本著作,它们虽都以"史学概论"相命名,都采用了综合模式的逻辑体系,但是在内容和整体特色方面却存在着很大不同。他们的特色的差异,来自于他们各自对"史学概论"的研究对象、任务、学科定位等问题具有不同的理解和差异性阐释;对此进行深入研究,还必须进入史家主体的精神世界,仔细探究史家主体的经历、学历和他们对史学以及史学概论学科体系的理解。无论是从它们具体的逻辑体系及其囊括的内容,还是从它们所确立的史学概论的研究对象、任务及学科定位来看,其特色之不同就在于,理论视角不同,体系设计不同,编写者的精神世界不同,对历史学的理解也不同,因此,映现在史学概论体系上所进行的探索当然是不同的,这种不同,体现着史学思想的多维度和史学方法的多样性;但他们在追求真理、探究学术,为构建中国风格的史学概论体系所体现的文化炽热却又是那样的相同和别无二致。

论中国古代史学话语体系中的“叙事”

“叙事”作为一个史学理论范畴被提出来,在中国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司马迁《史记》问世后,对《史记》“叙事”之“善”的评论构成了一个有关史书叙事的概念群:“善叙事”成为“良史之才”的重要标准;“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成为史书叙事的原则;在历史叙述中揭示事物发展变化之理成为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的优良传统。经过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史学批评的发展,刘知幾《史通·叙事》篇标志着“叙事”作为史学理论问题被正式提出。当前,中国学界运用的“叙事”一词,主要来源于对英文单词narrative的翻译,其中蕴含的西方叙事学或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的理论背景,在解释中国叙事经验时不免显示出局限性。因此,中国史学应当而且有责任突显自身的叙事传统、风格和话语,而对于中国史学的叙事传统与理论成就的深入发掘和系统研究,也是加快构建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学术体系的重要一环。

论史学方法体系的重建

中西学术思想及其史学观念的新进展 ,为我国史学方法体系的重建提供了理论前提。以罗荣渠的现代化研究、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李学勤等人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为典型的具体历史研究 ,既为重建史学方法体系奠定了现实基础 ,又启发我们必须把跨学科方法作为史学方法新体系的中心内容。在跨学科方法中 ,除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之外 ,还应对人文学科的方法给予特别的重视。

20世纪初以来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变迁

20世纪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经历了从传统史学话语体系向新史学话语体系、新史学话语体系向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转变。20世纪初期,以进化史观为指导、以揭示历史进化进程及其原理为撰述旨趣、以民史为撰述中心、以救亡图强为目标的新史学话语体系取代了以反映朝代更替、探讨皇朝盛衰兴亡之故、为帝王提供资治的古代史学话语体系。20世纪40年代,形成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社会形态理论考察中国历史发展脉络及其阶段、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以经济为骨干、以阶级斗争为动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20世纪5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取代了新史学话语体系,并在以后的发展中经历了曲折。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史学研究者在反思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基础上,力图建立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史学话语体系。在构建新时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时,如何认识中国历史、如何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理论与实际的关系、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以及如何对待西方史学话语体系等,是应予以特别关注的问题。

试析近代史学理论体系探索的特点

对史学理论体系的认识和理解,是史学争鸣中的核心理论问题,同时也是近代史学界探索自身发展道路,并逐渐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在这一过程中,史学理论体系的探索对近代史学流派、史学批判意识等方面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推动了近代史学理论的自我定位和自我完善,进而对近代史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评张艳国《史学理论:唯物史观的视域和尺度》

史学理论是历史学科中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20世纪前期特别是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史学理论的研究逐渐＂升温＂,研究队伍扩大,学术研讨会议增多,论文、专著不断涌现,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张艳国教授多年来一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参照西方史学理论有益成果，运用多学科的综合知识，对史学理论的学科建设进行潜心研究，并在系列论文的基础上，

剪伯赞独具一格的史学思想

20世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直接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就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而言,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史学从梁启超新史学的滥觞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这一逐步发展壮大的历史过程,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五大史学家”之一的翦伯赞,不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史学思想。现从探讨中国社会形势发展问题、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以及致力于中国史学新体系建设三个方面对翦伯赞的史学思想加以探究,以期总结经验教训,推动中国史学的蓬勃发展。

吴玉章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知识体系的建构

作为20世纪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代表,吴玉章不仅见证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史坛的崛起和主流化,更为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知识体系作出先行性的探索:阐发以历史观为核心的史学理论,为构建马克思主义史学知识体系提供思想因子和理论指导;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参与中国社会问题论战,搭建中国革命史研究框架,拓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领域;倡议新历史观,探讨历史教育的性质与功能、形式与方法,指导历史学科建设,培养史学专门人才,推动历史教育事业革故鼎新。吴玉章的相关著述和学术思想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构建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提供了丰富的思想遗产。

试论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守成派

20世纪20年代前后,围绕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形成了多种不同的文化观点,其中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等强调近代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继承关系,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守成派.与这种文化观相对应。

彝文古籍与彝族史学理论评述

彝族拥有悠久的历史与古老的彝文典籍。南北朝时期的彝族学者举奢哲与阿买妮 ,创建了彝族史学理论。在其后的 1 0 0 0多年时间里 ,又有一些彝族史官不断继承与创新 ,使其更加完善。在这个史学理论体系指导下 ,产生了大量彝文历史著述 ,丰富了中国古代史学的内容。

历史学界的崇高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历史学,代表党中央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成立发了贺信,在广大史学工作者中引起很大的反响。本文就贺信内容,从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角度,阐述了历史学的社会责任;认为,求真是历史学的基本要求,致用是历史学的最终归宿,历史学在社会科学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新时期需要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近代日本史学理论著述与李大钊史学思想的变化

1923年起,李大钊史学思想较之前发生了微妙变化,在这过程中日本史学理论对他的影响不可忽视。当时,李大钊以铃木宗忠《社会哲学与历史哲学》和内田银藏《历史理论》两部日本史学理论著述为蓝本,进一步完善自身对唯物史观内涵的理解,以及对相应的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这种做法既反映李大钊学术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论逻辑,也表现了李大钊积极参与中西史学交融和中国史学理论话语建构,以期建设中国新史学的文化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