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忠孝节义的史学思潮

孔子生前极力提倡仁义忠信礼乐孝悌之道，这些后来成为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规范与准则。而孔子的这种忠孝节义观也成为后世史学家编著史传的一个重要内容，历代史书体例中不乏“孝义（孝德、孝友）传”、“忠臣（忠义）传”、“烈女传”、“笃行传”、“游侠传”等等；而且儒家忠孝节义还成为史书中品评人物优劣的道德规范与准则。忠孝节义的史学思潮在中国史学长河中绵延数千年之久，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20世纪中国史学思潮研究及相关问题

２０世纪中国史学思潮包括“新史学”思潮、新历史考证学思潮、马克思主义史学思 潮。百年史学思潮的发展说明，历史学既要关注社会变革，又要符合学科自身的规律；要处 理好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与学术研究多元化的关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必须与反映各民族具体 历史特点的多样性相结合；要在继承的基础上求发展；要处理好理论和史料、历史学的科学 性与人文性的关系等。

明中后期的史学思潮

嘉靖、万历以来 ,时代的动荡 ,政治、经济、思想上的巨大变化 ,阳明心学和此后实学思潮的兴起都对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批判程朱理学成为一种思潮 ,传统的经史关系认识受到冲击 ,以史经世的思潮得到发展。

新史学思潮经世功能的再考察

在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中,关于史学经世功能的认识,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都极端强调史学的社会作用。由于以政治性、功利性取代了求真与学术性,无暇顾及学术上的追求,结果造成了严重的急功近利和学术庸俗化的偏向。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因长期受到政治标准第一的评价尺度和思维模式影响的缘故。

探索中国当代史学思潮的变迁——王学典教授访谈录

从学术思潮角度来清理 1 949年以后的中国史学史是有相当合理性的。因为当一种学术倾向成为左右全局的“思潮”时 ,这种学术倾向事实上就具有了相当的意识形态属性 ,而脱离意识形态属性来谈论中国当代史学则会远离真相。 2 0世纪 80年代以前的中国史坛屈从于意识形态的控制 ,从 90年代开始 ,中国史学已基本上走出意识形态的笼罩 ,形成了多元化格局 :唯物史观派史学 ,西方式的社会科学化史学和所谓“国学”的复兴。这种三分天下的局面将会长期共存。中国史学要想融入世界史学主潮之中 ,必须加快学科整合的过程 ,抓紧调整现有的概念、范畴、术语。在目前背景下 ,《史学概论》课程的首要任务是训练学生的洞察力 。

董仲舒与汉代史学思潮

汉代史学思想的发展呈现出三大潮流 :注重以天道论人道、探寻历史的变易及其法则和着力阐发大一统思想。这些史学思潮的形成及其演变 ,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三统”历史变易说和“大一统”

新史学思潮的文化史研究理论与梁启超的文化史研究

由美国史学家鲁滨逊和德国学者李凯尔特所倡导的新史学思潮认为:文化史研究不同于传统史学主要在于扩大了史学研究的范围,把人类所有的问题尤其是“进步”作为研究的对象,其任务就是揭示历史的规则和价值,从个别中说明现实;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主要在于其历史性和个别性;史学科学化的道路就是文化史研究。“五四”期间,梁启超接受了新史学思潮,既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中构建了中国的新史学理论体系,又在《五千年史势鸟瞰》和《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中完成了部分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实践。

“实录”与“宣汉”:汉代史学思潮的两种取向

在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发展史上,历代史家对于史学的"求真"与"致用"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都有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为了推进关于中国古代史学"求真"与"致用"问题的思考,以期揭示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发展的特点,我们邀请了六位学者就此问题发表见解。许殿才认为,"求真"是中国古代史学的根本要求,而"致用"则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主要动机,二者是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汪高鑫认为,汉代史学"求真"与"致用"的思想倾向不尽相同,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与班固的"宣汉"意识,便是代表了汉代史学思潮的两种取向。李传印认为,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经世致用呈现出了重视人生价值、资政鉴戒和社会教化的特点,然而政治对史学的过分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曲笔泛滥。牛润珍认为,从唐初贞观君臣论政来看,史鉴在"求真"与"致用"之间,求真、史鉴、致用是一个有机的联系。罗炳良认为,宋元义理史学有讲究"求真"的一面,能够适当处理议论褒贬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注意把握"致用"与"求真"的相互制衡维度。周文玖认为,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兴起,学者们立场鲜明地举起了经世致用的旗帜,力反明末的空疏学风,在史学的"求真"与"致用"上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以上刊出他们的具体论述,期望学界参与讨论。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与新时期史学思潮

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受“左”倾思潮影响的教条主义史学面临来自多方面的挑战,史学危机的呼声不绝于耳,西方各种史学思潮纷至沓来。史学工作者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结合实际,重新学习,调整步伐,注重历史学的学科特性,与时俱进,使马克思主义史学获得了新的生机。

论北宋中期的史学思潮及其实践

北宋中期,兴起于庆历之际的学术变革运动,使学者们得以逐渐摆脱经传注疏的束缚,整合儒、释、道三教思想,构建出具有新内涵的儒学,在此过程中,为了强化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的至上性,学者们不仅试图将其解释为决定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而且还以其为准则评判历史人物事件的是非,同时以其为指导思想对历史进行大规模的编纂或重构。

关于建国后十七年史学思潮的认识

本文简要梳理了建国后十七年的史学思潮,并对有关的教训进行总结。认为,建国后十七年有两种史学思潮,一种是历史主义史学思潮,一种是教条主义史学思潮,两者相互斗争。前者在十七年的大多数年份居于主导地位,但在“文革”前夕受到了批判,后者则占据了支配地位。历史主义思潮之受到压制,与自身理论的不彻底性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极“左”的政治环境。

20世纪中国史学思潮发展大势略论

:2 0世纪中国史学思潮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 :从 1 90 0年到辛亥革命是第一个时期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早期“新史学”思潮在这一时期影响很大 ,它为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变奠定了基础 ;从辛亥革命到1 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是第二个时期 ,史学思潮呈现多样化景象 ,史学近代化基本完成 ;从 1 937年到1 94 9年是第三个时期 ,各种史学思潮都经受了战争的洗礼和考验 ;1 94 9年后是第四个时期 。

史学与政治的勾连——以20世纪美国史学思潮的演进为考察对象

史学自兰克时代起至20世纪60年代,以自然科学为参照系,以价值中立为标榜,以追求绝对的一元历史真理为奋斗目标。然而,史学总归是人文学科,而人文学科的本质是价值选择,价值选择就是一种政治态度。美国史学思潮的演进表明,史学力图脱离政治而达科学之境,实属非分之想。

社会问题的凸现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兴起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兴起和发展 ,是与 2 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问题的凸现息息相关的。五四运动以后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注重社会现实的改造和革命 ,并从社会历史的运动中汲取经验教训 ,成为史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和发展方向。马克思主义史学正是在现实社会运动的激荡下 ,顺应着史学发展的方向 ,肩负起社会改造的历史使命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通过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来探索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 ,因而迅速崛起并成为史坛主潮。在中华民族寻求独立解放的历史过程中 ,马克思主义史学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 。

论近代经世致用史学思潮的兴起

鸦片战争前后,经世致用史学思潮由多种层次的社会成员、学术流派的一系列学术活动建构而成。它反映出中国近代史学观念的变异和局部的转化,并具有一些共通而又同中有异的特点。在治学精神和学风、思想、方法论层面及其表现形式上,均展现出一种崭新发皇的气象。以往过多地强调经世史学与今文经学的关系,颇失之片面。龚、魏等提倡今文经学的公羊学说,既有其标新主变的一面,也有为指陈时政张目,流于穿凿附会,曲解学术之弊。不看到其间的复杂性,就难免有简单化的倾向。

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的历史地位

通过对新旧史学的对比分析 ,文章认为 ,2 0世纪初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所产生的新史学思潮 ,有其特定的综合价值和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但是 ,作为一种系统的史学主张 ,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

建国后17年科学的史学思潮的兴起与发展

建国后17年中,史学界展开了对建国前那种非历史主义思想和做法的批判与反思,提倡历史研究要求真、求实,竭力倡导历史主义思想,史学界掀起了一股科学的史学思潮。

新时期初期拨乱反正史学思潮初探

从“文革”结束至８０年代初，在中国史学界出现了以“拨乱反正”为特征的史学思潮。本文分三个阶段说明这一思潮的发生、发展和转变。

国内外关于日本史学对中国近代三大史学思潮影响研究综述

发轫于20世纪上半段的中国近代三大史学主潮:新史学思潮、疑古思潮、马克思主义史学都与日本的近代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关于中国近代三大史学思潮中的日本影响因素这一课题,国内外学术界的已有相当的积累,体现了中日史学交流研究的深入与繁荣。然而当前研究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需要学者们潜心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