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学性元小说”的视角看约翰·福尔斯的女性主义思想——论《法国中尉的女人》

约翰·福尔斯的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是对维多利亚时代历史以及女权主义运动历史的戏仿,从琳达·哈钦提出的“史学性元小说”的视角对福尔斯的女性主义思想进行研究,看到了福尔斯本人作为男性所具有的女性主义思想。作品对研究福尔斯创造思想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部史学性与文学性兼具的作家评传——读张艳茜《平凡世界里的路遥》

在关于当代著名作家路遥的评传性著作、文章中，张艳茜新著《平凡世界里的路遥》是迄今最可读的一部。作者的学术素养、沉潜功夫、严谨态度和文学才情，支撑了这部书的优良质相。

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元小说中的史学性叙事

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元小说指称一类包含了很强理论内容、探究元语言、元历史和文本本身意义的小说,其中的史学性叙述是文学和历史哲学经过后现代主义洗礼之后相结合的产物。本文探讨二者的产生和发展中的相互关系,期望得出史学性叙述在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元小说中的意义。

论《岳阳楼史话》的史学性、美学性与文学性

关于岳阳楼历史的研究,已有很多成果,其中存疑者众多。而何林福新著《岳阳楼史话》,却在地域体、专门性的历史地理学的范式内,别开生面,将史学、美学、文学熔于一炉,开拓了"史话"一类体式的新天地。

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元小说中的史学性叙事

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元小说指称一类包含了很强理论内容、探究元语言、元历史和文本本身意义的小说,其中的史学性叙述是文学和历史哲学经过后现代主义洗礼之后相结合的产物。本文探讨二者的产生和发展中的相互关系,期望得出史学性叙述在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元小说中的意义。

论梁启超对史学性传记之操作原则的阐述

梁启超从编写新史的目的出发而介入了对史学性传记的研究 ,着力探讨了以传代史的可行性 ,并对列传、合传、专传等的具体操作原则作了详细论述 ,其理论虽非至善至美 。

从宋代义理化史学到清代实证性史学的转变

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 ,如果从史学思想的角度考察问题 ,就会发现我国传统史学经历了从宋代义理化史学到清代实证性史学转变的过程。这两种史学思潮在史学本体论、史学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各方面都显示出截然不同的特征。揭示由宋代义理化史学到清代实证性史学转变的内涵及其意义 ,有助于阐明中国传统史学发展中某些内在规律。

“中国音乐史与名作赏析”课程性质特点论析

新整合课程中国音乐史与名作赏析在性质上具有新的特点：第一是以史为主、以史带赏、史赏兼顾、理情俱求的“史学的审美性”特点；第二是使相对孤立的赏析行为获得普遍历史联系的“审美的史学性”特点；第三是多课程目标俱求的“目标的综合性”特点。

承续与创新:许寿裳的传记观与创作初探

许寿裳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传记作家和鲁迅研究专家。许寿裳的传记写作和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1940年代,他的传记研究主要集中在写作实践和理论探索两个方面。在传记文学写作实践上,他为先师章太炎、宋恕和挚友鲁迅以及蔡元培、俞樾、李慈铭撰写了大量的传记文章;在理论探索上,他在梁启超和胡适传记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传记具备文学和史学的双重属性,其中传记文学观的提出要先于朱东润等人,具有开创性。

旅游资源开发中的一个带战略性问题──谈挖掘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

本文从旅游实践出发，提出挖掘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是当前旅游资源开发中带战略性的问题，并对其含义作了阐述，着重从科学性、历史性、文学性和艺术性的２４个方面论述了旅游资源文化内涵的具体内容和意义。

试述《明太宗实录》对建文帝形象的描写与塑造——兼论传统史学的曲笔与直书问题

《明太宗实录》是以朱棣为传主的帝王专史,为了突出朱棣这个主角,该实录将他的对手建文皇帝塑造成反派配角,对其形象进行了有意的弱化、矮化和丑化,将建文帝描写和塑造成僭伪者和昏君的形象,经常受到朱棣感召的被动形象,以及听任"奸臣"摆布的庸君形象。对建文帝形象的塑造,反映了实录修纂具有主观性的一面。然而,该实录在记载建文事迹时,在不太敏感的内容上也保持了据实直书,也具有客观性的一面。

纵观西方传记的史学特质

西方传记的史学性,体现在传主的生平、经历、功过都要有事实作为基础,要经得起科学、历史的考察和检验。这要求传记作家不能像小说家一样可以虚构,而必须在材料的考证上多下功夫,对人物的语言和行动、家庭、社会、时代有准确的把握,对其功过是非、成就失败,有恰如其分的评价。古代传记作家大多出身史学家,对传记史学性的关注自不必说,而近现代的传记写作,对传记的史学性关注主要体现在主题选择、追求标准控制、写作背景关注与强调三个方面。

西方文学与史学──传记文学谫论

本文认为：西方传记文学的生存基因在于与主俱来的文学与史学的血缘关系和不约而同的人的主题；其发展轮廓在纵向上大致可分上古（滥筋期）、中古（低落期）、近代（新生期）和现、当代（深人期）．在横向上．不外乎分传记与自传两大类；其现代个性特征为介乎于文学与史学之间．兼具文学性与史学性。

史学与文学的对话:《史记》研究的问题与趋势学术研讨会综述

史学与文学的对话:《史记》研究的问题与趋势学术研讨会2019年11月在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举办,约90人参加,对《史记》的史学性、文学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推进了以文史融合的方式来研究《史记》的思想自觉,拓展了《史记》研究的视野与路径。纪红、张大可、熊铁基开幕讲话;张大可、李振宏、郑先兴、阮忠、张三夕、刘德奉、王华宝、王记录、覃启勋做主题报告;晋文、朱枝富、张兴吉、张功、朱志先、贺科伟、陈曦、王珏、李峰、刘玲娣、董涛、郭涛、张光晗做学术发言;陈曦、赵国华致闭幕词。

空疏不实到无征不信:传统史学两大思潮之比较

空疏不实到无征不信学风的转变是历史学向科学方向发展的一大进步 ,是理性精神的升华。清代史学家本着求实考信的态度考证历史 ,一扫宋元明义理化史学空疏不实学风 ,提倡客观实证精神 ,从而确立了无征不信的治史原则。本文从二者对史学性质认识不同、对历史认识不同、治史方法不同。

论互联网时代的历史学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正逐渐改变传统的历史学.这个时代史学家应改变过去的研究方法,开始新的研究思路.本文就互联网时代的历史学展开探讨,分析论述互联网带给历史学的一些改变,并就以后史学家的研究思路提出自己的建议.

梁启超的传记理论及其贡献

梁启超是中国２０世纪初第一个致力于传记理论研究的大家，其理论为推动 中国古代传记向现代传记的过渡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梁氏对传记的界说、对文学性传记之操作原则的阐述、对传记之文史关系的见解都给后人以无穷的启发。

对中文泰戈尔传记文学的再思考

《中文泰戈尔传记文学简析》(《南亚研究》2006年第一期)一文曾对传记作者的阐述策略进行过分析。在此基础上,有必要继续探究中文泰戈尔传记文学翻译、编著和专著等类作品。传记作者与传主的整体性是一部传记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而充满史学性和文学性则是一部成功的传记作品的两个基本要素。传记文学作品应在历史事件中充分展现传主的个性,在真实的前提下处理修辞、虚构等文学表现手法。

梁启超历史人物传记略论

被史家誉为“史林泰斗”的近代人物梁启超,还是孩童时代就对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十三岁前,梁氏就已熟读过《史记》、《汉书》等史籍,直到三十岁,《史记》之文尚能“成诵八九”,这为他研究历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成年后梁氏更是嗜史成癖,但当时家贫“无所得书”,所以梁氏对21岁那年夫人用“嫁时簪珥”为他换得竹简斋石印二十四史这件事刻骨难忘.而梁氏一向也把治史视为自己的老本行,常常自嘲动辄谈史.作为治史的一个重要内容,梁氏从30岁开始,一生中写了不少的历史人物传记,这些传记大至上又可分三类:民族英雄传记;改革家传记;学者、思想家传记.这些传记都属史学性传记,但也有少数文学色彩比较浓厚.下面我们作一简要论述.

试析《明实录》对刘基形象的记载与塑造

《明实录》对刘基这一明初的重要历史人物进行了精心的安排和处理,对其形象进行了主观的塑造。一是通过直书来叙述其名士贤才、政治顾问、军事谋臣、礼乐制定者和法律执行者的客观形象;二是通过神化手段,来拔高刘基的形象,证明朱元璋的举事像汉初刘邦举事一样,都是顺天应人和必然成功的;三是通过贬抑手段来损毁刘基的形象,以衬托朱元璋的英明和伟大。总体上看,《明实录》与野史和民间传说中刘伯温的形象保持较大的距离,没有像后者那样将刘伯温神化到出谋划策无一不中、预测未来无一不验的地步,反映出国史虽有突出皇权的政治目的,但既不会像野史那样"状刘基而近妖",也不会将刘基的历史作用一笔抹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