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社会历史文献与现当代史学撰述

以传世典籍、官方档案为基本文献依据的传统史学撰述,并未将民间社会历史文献放置应有的位置上。民间文献正式进入学术视域,是现代新史学产生以后的事。民间社会历史文献的使用与社会史研究的兴盛,不仅改写了现当代史学的历史,也为史学学科的持续发展和进步带来了生机,为学术史续写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此,对民间社会历史文献与现当代史学撰述之间关联进行回顾与反思,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清国史与《清史稿》中《阮元传》之辑纂

清末民初,负责辑纂《阮元传》的纂修官中不乏名人,甚至有晚清重臣。他们前后相续,为正史《阮元传》的成文做出了不同的贡献。但具体成文经过与这些纂修官们的成绩罕见讨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国史馆和民初清史馆档案中有六个《阮元传》稿本,揭示了汪廷儒、张之洞、姚永概等纂修官在辑纂《阮元传》中的工作业绩。

十六国的华夏化:“史相”与“史实”之间

现存史料中看到的十六国,是经过历史书写的层层润饰和过滤之后的"史相"。崔鸿以著有国史为选择标准编纂《十六国春秋》,注定入选的都是相当程度上接受了华夏帝国政治文化的政权。而十六国的国史撰述本身,已经通过种种手法塑造其君主和政权的华夏正统形象,比如它们将君主塑造成华夏文化素养深厚,且生而具有华夏圣王的种种神异和奇表的人物;又通过"模式化叙述",巧妙地将十六国历史与汉魏历史融合为一。这些史书呈现出的十六国的"史相",既是与史实有别的假象,也折射出十六国政权积极利用华夏历史资源来实现自我华夏化的真实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