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延安时期史学机构的产生、沿革及特点

延安史学机构的产生与中共当时面临的反击国民党的复古教育和批判党内教条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意识形态任务密切相关。它经历了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央研究院中国历史研究室、北方大学历史研究室、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和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5个阶段。它的主要特点是:非纯学术机构,具有强烈的政治关怀;成员专业化、职业化程度不高;以宣传普及为主导,不以研究高深学术为职志。其利弊得失值得认真总结与反省。

现代中国史学专业机构的建制与运作

现代中国史学研究机构之建构,无疑是受西方近代科学及其学术制度影响的结果。它酝酿于清末,兴起于民国初年,几经曲折,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渐确立起基本框架与运作模式。纵观其时国内的史学研究机构,其形式虽参差不一,基本类型则不出两种范围,即国家行政建制与高校建制。此两种建制,在工作目标、运作模式和功能上,各有特点,同时又相互影响。按“现代性”要求对其建制理念与实践作一审视,探其渊源,较其异同得失,采其长而避其短,对于推进和完善今日学术制度建设,营造良好的人文学术研究氛围,当不为无益。

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派对旧史学界的接收与整改——以史学研究机构及团体为中心的考察

1949年后的中国史学界随着政权的鼎革出现了颠倒乾坤的局面,唯物史观派取代史料学派掌握史学界的话语权,不遗余力地对旧的史学研究机构进行改造并创建新的研究体制。一方面,唯物史观派传承了延安一脉史学研究机构,使延安模式走出延安一隅,扎根全国;另一方面,唯物史观派对国统区一脉的史学研究机构及团体的接收与整改,主要涉及四个大型的史学研究机构及团体,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中国史学会及南京国史馆。唯物史观派对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话语权的掌控是全面的,对旧史学研究机构及团体进行接收及整改即是众多努力中的一种,折射出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翻天覆地的变化。

简论南朝刘宋时期的史学

刘宋史学,是南朝史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在中国史学史上有其独特的地位。在刘宋时期,史学的多途发展格局得到了巩固和继续,以《后汉书》、《三国志注》等为代表的前史撰述取得了杰出成就,刘宋史学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新的史学机构的设置,成为史学走向独立进程中的重要现象。

抗战时期史料文献征集编纂活动述要

抗战前后,国民党官方色彩的史学编纂活动相继展开,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战事史料征集会和国史馆筹备委员会等史学编纂机构纷纷成立,其史料搜集力度之大、史家参与之众、后世影响之深,皆成为民国学术的重要特色。其反映了国民政府保存文献史料的不懈努力,亦是在抗战建国宗旨下激励民族抗战、重塑国民意识的一种手段。然而,受时局跌宕、资金短缺、机构本身效率低下等因素的掣肘,相关史料编纂工作不免事倍功半;然其存留史料之功,实应值得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