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形与神

20世纪上半叶,经过清季“史界革命”洗礼的中国传统史学快速转向现代史学。伴随域外史学理论与方法迅猛地传入国内,中国史学界积极接纳新说,并提出了不少新理论与新观念,此举可视为域外学说的中国回响。与主要依靠吸收外来思想而构建的新史学理论形态不同,陈垣、柳诒徵、刘咸炘、宋慈抱等人立足中国,从传统出发,亦曾在史学理论建设上有所作为。中国本位史学理论是指凭借中国本土学术资源,在学术立场、史学观点、著述形式和话语系统诸方面,自觉地传承传统,回应时代,具有浓郁中国传统学术风格与神韵的史学理论形态。它虽不曾主导史学潮流,却是今人绘制中国现代史学理论版图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近现代史学大致经历了一个求新求变求用的演进过程,若在古今关系的角度下观察,往往给人一种抛弃传统、跨越传统的印象。然而,他们构建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灵感仍源于传统史学,他们探讨的许多问题也能在传统史学那里找到源头,他们撰写的史学论著亦大体沿用旧有体例、语汇、文风,这些均表现出他们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赓续与认同。他们对域外学术,并非闭目塞听;对旧史学,抱持一种自信与敬意。学界惯以“文化保守派”指称上述学者。在某些语境中,“保守”总被涂抹上消极、落伍的色调,同时对立着一个“先进”的他者标准。需要强调的是,刘咸炘、宋慈抱等人并非一味赞美旧史学,中国本位史学理论不是传统史学理论的现代复制品。他们不是在旧史学的王国里徘徊不前,迷失自我,而是对旧史学也执行着自觉的检讨。只有中国本位,才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化。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提出,不是要刻意拔高它的学术地位,否定在域外学术刺激下中国现代史学理论取得的成就,也不是要简单粗暴地强行回到传统中去。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成绩,从一个方面昭示着传统史学在史学近代化进程中顽强的生命力,说明旧史学与新史学之间从未截然断裂,而是始终血肉相连。如果说外部的推动是催生中国现代史学的重要力量,那么本土史学气韵的内在延续则是中国现代史学之所以为“中国”的关键因素。新时代的中国史学工作者,仍在摸索,在建设,并将在这样的学术回眸中找寻未来前行的方向与路径,自本土构建本位,由本位走向自主。

霍布斯鲍姆对历史唯物主义史学方法论的探索

霍布斯鲍姆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与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成员一道,总结出一套以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和阶级斗争分析方法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但在关于方法论的具体理解上,他与E.P.汤普森存在一定差别。同时,霍布斯鲍姆与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基于共同的研究旨趣,试图打破“独断的结构”,扩大历史学研究的视野,突出普通人民在历史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推进20世纪史学研究方法的现代性转向。在此基础上,霍布斯鲍姆回应现实需要,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运用于世界近现代史的重新建构之中,通过史学作品的大众化传播,打破西方中心论的刻板模式,令读者能够广泛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他较好地处理了政治立场与学术立场之间的关系,发掘并践行了具体的、可传播的历史唯物主义史学研究方法,重视学术研究的大众化普及,由此奠定了他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并对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重建的反思

20世纪80年代围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重建的讨论是史学界的一次重要学术争鸣。这场讨论是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背景下,史学界为厘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资源和实践上的得失、确立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史学发展的指导进行的努力,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史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站在今天的角度反思,这场学术争鸣在当时有其不可或缺的创获,譬如历史发展动力和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挑战了阶级斗争史观的唯一性,史学的社会功能和学术价值得到更全面理性的认识等。但讨论对唯物史观所做的正本清源工作不够彻底,意识形态因素与思想解放程度对史学方法探讨有所制约等时代局限,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重建工作尚未完成。从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程来看,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反思、打击了极端意识形态化,推动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重获新生、恢复学术活力,其历史价值不容抹杀,但对此前唯物史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遗产未能较好吸收。未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究的确立,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构建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的历史理论体系。

创作论、史学思维与剧外视角的交叉并置——2023年中国电视剧理论研究的书写尝试

中国电视剧理论研究领域存在重视现象观察而较少形成宏观总体性建构的经验主义惯习,因而具备提纲挈领的总结性特质的年度电视剧理论发展综述的撰写需要从众多微观分析的评述文章入手,并加以凝练升华。纵观2023年中国电视剧理论研究状况,其主要由与创作论与艺术本体价值定位相关的话语表述、史学意识观照下的论证思考揭橥,以及其他与哲学、美学、文化学、社会学结合的有关电视剧生产、传播、批评等内容中蕴含的概括认知构成,而以系统化分类整合的书写尝试可以探究某种具有建设性的方法路径可能。

克罗齐的史学思想探析——以《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为例

克罗齐作为意大利杰出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以其独特的深度见解在哲学和历史学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旨在通过对其历史学代表作《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的深入剖析,来探究克罗齐的史学思想。这本书不仅充分展示了克罗齐对19世纪欧洲实证主义史学和客观主义史学的深刻反思,也是其史学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这本书系统地阐述了克罗齐的史学思想,为学术界研究其史学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克罗齐史学思想的缘起、《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的主要内容、克罗齐的史学理论、克罗齐史学思想的价值。

评何炳松对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译介

何炳松是较早倡导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学者。他率先将美国鲁滨逊的“新史学”理论和方法论向国人作较为全面系统的介绍 ,又结合中国传统史学理论 ,对西方史学中的史学学科理论进行译介和阐释 ;在使西方史学和民族史学相结合方面作出了种种努力。但他未能完全熔铸成自己新的学理 。

走向个人生活世界——民俗学研究路径与口述史学方法论再思考

民俗学和口述史学在方法论上存在差异,但随着各自学科的研究理念发生转变,访谈方法更加具有相互借鉴、吸收和结合的可能性。民俗学在记忆研究、传承研究等领域运用和拓展了口述史学的方法论,并将之应用于非遗传承人的研究。民俗学提出“个人叙事”“个人生活史”和“叙述自我”等学术概念,使得研究对象真正地落实到活生生的个人,作为连续体相反两端的民俗学与口述史学实现了有效对接,在田野访谈的方法论上具有了深入开展学术对话的基础。民俗学走向个人生活世界并非目的,而是作为一种研究整体社会生活与文化的路径与方法,而民俗学提出“交流式民俗志”“有温度的田野”等研究取向,也将为构建作为跨学科方法的口述史学贡献理论智慧与学科力量。

嵇文甫对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研究的贡献

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倡导与运用,是嵇文甫思想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一理论与方法论的倡导与运用,嵇文甫在思想史领域的研究中取得了重要成就,而这一重要成就的取得则奠定了他在中国思想史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的地位。

钱穆史学方法论思想研究

对钱穆史学方法论思想的研究分为五个方面:首先要掌握敬畏史学的“温情与敬意”说;第二是把握体现家国情怀的文化民族主义观;第三是钱穆对于史学能力的要求,为此提出了史心说;第四是要从游历中读史增长学识,认识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最后,把握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在史学研究中做到将历史的特殊性、变异性相结合,实现历史传统性的研究。研究钱穆的史学方法论思想,能够进一步拓宽史学方法和思想理论体系的范围,推动史学理论的发展。

史学方法论及应用探究——以柯林伍德史学观念为例

柯林伍德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强调在史学研究中运用哲学思维,探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种方法鼓励研究者去深入了解历史人物的动机和目的,并分析不同社会阶级、群体间的冲突和相互作用。柯林伍德的史学方法论强调历史解释的相对性和主观性,对当下史学方法论的应用探究起到推动作用,促使研究者超越简单的描述,追求对历史事件背后更深层次的理解。历史学家有必要了解史学文本是如何构建、发生,并使其成为可能,而不是一味地依靠现成的经验。近代以来,西方传入的史学方法通过对以往历史颠覆性的阐释获得新的理论参考,重构史学价值体系,从而形成所谓的“新史学史”。

论桂学研究的历史学理论与方法论基础——桂学理论与方法论研究之五

桂学崛起首先需要建构其理论与方法论基础,历史学理论与方法论是其重要的支撑和基本内容,形成学科资源、文献材料、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理论方法等构成的理论体系、知识结构和学术谱系。广西学界长期以来致力于地方历史文化及其广西史志研究,形成特色和优势,不仅为桂学研究提供优质资源,而且奠定桂学理论与方法论基础。

高屋建瓴,泽被后学——《生物学编史学手册》评介

编史学(Historiography)是对历史学的研究,科学编史学是关于自然科学发展的研究活动及其成果的编纂方法和表述方法的理论体系,是科学史的认识论和方法论[1],国内也有人称之为“科学史理论”。关于科学编史学的“用处”尚存在一些争论[2],但就培养科学史研究的新手而言,科学编史学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因为,对于初入科学史研究的新人而言,了解科学史学科的概况、发展史、主要研究方法、目前已经取得的研究进展等,都是非常必要的,可以使他们更快地实现由新手到专家的身份转换,并在前人基础上做出有意义的新成果。

史学理论对教育史研究方法论影响的实证分析

国际史学理论经历了从传统史学理论到法国年鉴学派理论,再到新文化史学理论的转向。通过对国际教育史领域三种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期刊论文(1982年至2020年)的实证分析,发现教育史研究深受史学理论两次转向的影响。三种史学理论并非互相替代,而是以统整形式渐进融入教育史研究的主题、史料来源、理论构建、研究方法、表述方式等各环节中。这对中国的教育史学科走出困境,促进自身发展,具有如下启示:既要重视宏观的总体史、问题史考察,又要坚持微观的个案分析;要不断拓展研究领域,丰富史料来源,加强跨学科研究;在研究过程中需秉承传统史学求真纪实的实证主义精神;要密切关注国际史学的发展趋势,及时借鉴历史学科的新理论、新方法。

汤因比《历史研究》史观与其史学理论的思考

汤因比是20世纪英国史坛的史学大家。他的代表性著作《历史研究》共有12卷,历时40年完成,在历史学界影响颇大。在21世纪的今天,回顾汤因比对历史的思辨,他提出的“挑战与应战”理论依旧具有现实意义。汤因比反思了以往史观的不足,受休谟因果观的启发,吸取了中国古代的阴阳观念,借用文学意象的巧妙阐发,提出了“挑战与应战”学说。这种崭新的认识模式,对西方流行已久的二元对立史观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是打开人类文明起源的管钥。同时汤因比的史学理论也存在有待完善之处,如工业化思维的理论矛盾、对历史文献重要性的认识、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理解等。

新世纪以来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基于《史学月刊》的分析

中国史学自19世纪后期以来,随着军事、政治、经济等全面失败而被裹挟到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之中,在西方的话语体系内艰难挣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梁启超等为代表的中国史学界巨擘,振臂高呼,推动中国史学向新史学转型。这种努力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开始明显加速,并且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繁荣和发展。直到21世纪,尤其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紧扣时代脉搏,彰显时代特色,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深入研究、当代中国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史学基本特性的回归、互联网与数据库对史学研究的推动、中华文明与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后现代主义史学对传统史学的挑战等重要问题上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促进了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发展,并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安全史学的方法论研究

从历史研究发展和安全科学发展的角度分析安全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对安全史学的定义、安全史学认识系统结构、安全史学研究的特征进行综述,详细分析安全史学的研究对象及其分类。基于史学方法论原则和安全科学的方法论原则,总结了安全史学的方法论原则。分析安全史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即归纳方法、比较方法和综合方法在安全科学研究中的应用,从安全史学研究资料的搜集和分析过程提出安全史学方法学。综合相关文献资料,结合马斯洛层次需求理论和系统论,提出基于人的需求层次的安全史学系统研究法及其应用,为安全史学研究的开展提供理论依据。

中国民族史学理论的传统与发展创新

中国民族史学理论有着源远流长的发展与创新的传统。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和关心指导下,中国民族史学理论有了前所未有的新突破。新时代坚持正确学术导向,划清与西方唯心史观界限任重道远,尤其是在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领域进一步开拓创新,依然是当前民族史学理论面临的重大、迫切的现实问题。

中国体育史学的方法论研究

我国体育史研究20余年来没有方法论方面的探讨,已成为掣肘体育史学的理论瓶颈。一方面,许多体育史学研究限于史料介绍,缺少方法论反思,使得研究目的与方法之间缺少有机联系;另一方面,体育考古类的实证研究因无法解决体育文化精神层面的历史意义而表现出局限性。当前多学科综合的体育史学研究方法已成趋势,但其理论依据无人问津。随着从文化角度对体育研究的深入,体育史学的研究亟需接通文化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创建在体育现象的历史变化中寻求文化意义的方法论。本研究从方法论的角度,揭示体育史学需要运用人类学、哲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的原因。

20世纪中国的史学方法论研究

20世纪中国史学方法论研究 ,是一笔丰厚的史学遗产。从梁启超的《新史学》,到三四十年代一系列史学理论方法论读本的出版 ,再到当代台湾的史学方法论研究 ,是新史学派史学方法发展的大体脉络。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介绍和宣传 ,到郭沫若所代表的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尝试和实践 ,再到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的出版 ,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第一阶段 ;从 5 0到 7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广泛普及和曲折发展的时期 ;改革开放以后的 2 0年 ,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方法论研究空前繁荣和活跃的时期。总结百年来的史学方法论研究 ,给新世纪史学发展留下了诸多启示。

体育人类学研究的史学转向及其反思

探究体育人类学研究的史学转向问题,需在跨学科视角下,从学科概念、方法与范式出发,反思其方法论的局限性,继而阐明史学思维对推动体育人类学研究方法论变革的重要意义。研究认为体育人类学研究的史学转向提供重新认知体育研究对象的方法,拓展勾连体育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研究视野,更迭体育文化行为解释的研究范式,提供以微观体育管窥社会结构变迁的叙事方法。以上述方法论为指引开展体育人类学研究,形成田野经验在历史上的延续性,不仅在空间维度上深化对微观体育行为的文化叙事,而且在时间维度上强化体育文化的历史过程叙事,继而为体育人类学整体性研究提供新的思考,推进体育人类学研究的本土化、体系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