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学术在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史学科学化问题

中国学术文化有着悠长的人文理性传统,随着近代西方昌盛的科学思潮的传入,导致科学在当代中国备受推崇,产生"泛科学主义"乃至"唯科学主义"的强大影响,由此产生学术转型期的史学科学化追求。但无论就认识层面还是研究方法层面分析,史学都显示出了强烈的人文特征。因此,史学应摆脱长期以来"科学主义"的控制和影响,向自身独立和人文学科的本质回归,同时要继承发扬中国文化固有的人文理性传统,从而使史学的人文学科特征更为完善和彰显——这就是近代以来的发展所昭示出的现代史学学科的发展趋向。

史学科学化的发展轨迹

从19世纪开始,历史学经历了科学化和专业化的过程。历史学的科学化始于德国兰克学派,到20世纪法国年鉴学派和美国新经济史学而达到高峰。年鉴学派通过吸纳人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理论和方法,创造了长时段理论和系列史的研究方法,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史学学派。另一方面,美国的经济史学运用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计算机方法,实现了新经济史学革命。

史学科学化的新探索——试评常金仓教授新作《穷变通久——文化史学的理论与实践》

当前是否存在史学危机?历史学能不能成为一门科学?如果能,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与其他三大文明古国相比,中国本土文化有何特点?这些特点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形成、发展有哪些影响?这是关心历史学前途命运的人们备受困扰的一些问题。

博学时代与西方史学科学化进程

历史学是有灵魂的，它是人为的，往往控制和引导历史知识的形成与表现。然而，其控制和引导并不总是适当，事实上许多时候是反历史的，于是就有思想家屡屡发出呐喊，要求摆脱这种不当束缚。下面的西方博学时代的史学科学化为例作出分析。

历史学科学化的断想

如果从1979年算起,关于在史学研究中应用现代科学方法的讨论已经进行了6年。这场讨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所产年的深远影响。

史学科学化的意义、困境与出路

史学科学化曾是史学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并为史学带来巨大的进步。随着历史认识论的发展,史学科学化日益成为一种制约史学发展的因素。面对这一困境,史学家必须树立超越历史文本(史料)的理念。历史认识的对象实质上是史家主体头脑中的映像—历史事实,而历史事实的建构无法脱离历史文本。历史文本的局限性要求历史学家在历史认识中展开合理想象来建构出某种历史情境,因而,想象是连结文本与事实之间的桥梁,舍弃想象,历史认识就不能进行。

史学的科学化:从顾颉刚到傅斯年

２０世纪初是科学高歌行进的时代。五四时期的科学呐喊，尔后的科玄论战，使科学在人生与文化领域展示了其普遍的涵盖意义。随着科学领地的日渐扩进，具体的学术与知识领域也往往经历了一个科学化的进程；从史学研究中，我们不难看到这一趋向。一、存疑原则与古史解构１９...

傅斯年与中国现代史学的科学化

由于中国现代思想界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和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治史方法的熏陶，傅斯年一生致力于以自然科学为楷模建立历史学，试图“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为了追求“纯粹客观”的历史学，他极力排斥主观，消灭自我，把历史学严格地限定在史料学范围之内。他还以史语所为大本营，聚集和培养了一大批贯彻和传播其治史旨趣的专家学者，由此形成了一个以追求“科学”、“客观”的史学为目的，以整理、收集和考订史料为其内容，以“求真”和“务实”为其风格，具有强大声势和广泛影响的学术集团。傅斯年对中国现代史学科学化做出的种种努力，促进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他的主要贡献在于把历史学自然科学化，他的失误也恰恰在于唯自然科学是尊，用纯粹自然的眼光看待并要求历史学。

由社会史研究引发的史学思考——论史学发展中的科学化与大众化问题

由社会史研究引发的史学思考——论史学发展中的科学化与大众化问题葛志毅中国的社会史研究，无论是在本世纪上半叶的兴起，还是在８０年代中期以来的复兴，都同世界史学发展潮流密切相关。因此，若能将其置于本世纪以来世界史学发展大潮中，并与西方社会史学做些比较，将...

20世纪20年代北大史学社会科学化改革渊源与终结新探

20世纪20年代由朱希祖领导的北京大学史学系改革,其实质是一场史学社会科学化改革,这场改革既有国内渊源,又有海外渊源。在国内渊源方面,改革一方面是受蔡元培提倡的文理各学科融通思想和选科制的影响,另一方面还受到前任北大史学系主任康宝忠的影响。而在海外渊源方面,这场改革则可以追溯到朱希祖早年留学日本期间对各种社会科学的广泛涉猎,以及其师章太炎多学科治史理念的影响。此外最为关键的是,以蔡元培为中介,德国学者兰普雷希特的学说成为了朱希祖改革的重要灵感。这场改革的终结原因一直成谜,有证据显示这场改革的终结可能不是基于学生对史学社会科学化改革宗旨的不认同,由傅斯年暗中完全主导的学潮所终结的,而可能是有左翼学生参与推动的,这是因为驱逐朱希祖的学潮其实十分认可史学社会科学化的主张,并且非常庇护李大钊和陈翰笙这样的左翼学者,学生们驱逐朱希祖,很有可能是出于学生对朱希祖各项具体改革政策的误解,还有朱希祖与左翼学者陈翰笙的矛盾。

科学化历史:系统思想从素朴到科学对中国历史研究的照射

历史是艺术还是科学的论争由来已久,至今仍莫衷一是。就中国史学论之,在由传统面向现代的转型中,其作为科学的特征愈见明朗,已有学者提出历史学已经或正在科学化。在此基础上,从系统论如何影响中国历史研究的角度对这一过程作了历时性考察,要之,系统论方法即系统论所要求的整体性、多学科综合研究、结构性研究等使中国传统史学通过科学化获得了新生。

科学主义对中国史学研究的影响

由于受到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中国史学研究呈现出科学化的倾向。无论是科学观还是科学方法都在治史方法、史学观、史料观、治史态度与精神等方面产生了不能忽视的影响。这种倾向曾经带来了中国史学研究从传统向近代的跨越和转型,但是其"见事不见人"的倾向也同时带来了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因此,史学研究真正的出路便是在史学研究领域本身实现科学与人文的沟通。

科学历史学的反思

当代的精神幻灭促使人们对科学的反思。 2 0世纪的历史 ,大多是在尊奉科学的前提下写的 ,在当代社会中 ,这一切都受到质疑和挑战。叙事史以新的姿态出现 ,展现出传统中无法丢弃的传统。

论“现象史学”的科学属性与人文属性

“现象史学”是在反思当前历史学人文关怀不足、传统政治史学难以发挥资治功能、后现代主义冲击客观历史的还原等深层史学问题的基础上,汲取文化史学的养分而探索出的一条史学科学化道路。它试图在文化整体观的视野下,运用文化要素分析法和科学归纳法考察历史现象特别是影响至今的历史现象之文化结构,进而探索历史规律,形成中层理论与中层理论群。现象史学不仅有力地回应了后现代主义对还原客观历史的质疑,而且赋予历史学注重内涵式发展和转向公共阐释的科学品质。它虽然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取向,但由于专业性较强,所以既不拒斥也不刻意谋求研究成果的公众化,而是致力于为当下社会提出基于历史学优势的专业方案,使历史学发展成为一门具有“利他”属性的社会治理学科。科学属性与人文属性是现象史学之双翼,这既是它在史学价值链上的自我定位,也是在当前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征程中的时代定位。

反科学主义思潮下的中国现代史学研究

20世纪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建立它们领域中的"知识"时,都曾奉自然科学为典范,史学也不例外。不论是疑古辨伪的顾颉刚,抑或是古史新证的王国维,还是信奉历史学即是史料学的傅斯年,他们一步步把史学推向了自然科学的怀抱。而在20世纪的反科学主义大潮下,自1920年代由梁启超揭橥对史学科学化反思的大旗以降,已有学者对史学科学化的弊端进行了反思,系统总结这方面的成果将有利于新世纪史学向纵深层次的健康发展。

史学的现代转型:凝眸中国社会史研究

近代以来,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整个中国社会开始了面向现代的转型,传统学术也不例外。就源远流长的中国史学而言,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自然更加漫长、曲折。笔者以为,中国社会史研究在20世纪的兴起和复兴,乃是踵梁启超氏"新史学"而起的史学转型的第二个发展阶段。科学化则是此过程的当然实质,是这一过程两个不同阶段的共同内核。

实证主义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比较研究

中国实证主义史学发展历程是中国史学近代化的一个缩影。实证主义史学一方面继承了乾嘉史学“无征不信”、实事求是的考证原则 ,另一方面也吸收了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提倡的进化史观。尤其是它提倡把自然科学引入史学的观点促进了史学科学化的进程。实证主义史学在史学发展史上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处于变革中的当代西方史学

当前,西方乃至整个世界都在急剧地发生变化。二战后四十多年来,现代自然科学与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科学技术革命充当了社会变革的先导,它对政治体制、经济结构、观念形态乃至生活方式等,无不发生着深刻的影响。这四十年来的西方社会总的情况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繁荣局面与潜在危机同样并存;科学进步对人类的造福与灾难性的后果一齐出现;各种社会思潮竞相问世,形成了此消彼长与交替出现的纷繁局面;对于人类自身的问题,尤其是对人的价值的探求,已愈来愈成为规范这动荡的世界和全部人生的最高准绳。所有这些,都对当代西方史学发生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史学,作为西方文化的中枢,又反过来深刻地反映了这个处于变革中的西方社会,这是我们考察当代西方史学所应有的视角,也是了解西方史学在本阶段发展变化的时代背景。

试论中国现代史学观念的形成

２０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中国史学开始走上科学化、独立化、专业化的发展轨道。在这个过程中有三个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一是西方近代科学观念的传入；二是民主自由观念与民主政体的建立及其影响；三是现代教育体制的建立与职业历史学家的出现。这些促成了中国史家对史学研究工作有了全新的认识。出于对科学的崇尚，他们大多具有客观主义与实证主义的治史思路，把主要工作放在史料考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