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叶以来史学考据的兴起及其成就与缺失

由于明朝官方所修国史失实,私家修史存在比较严重的曲笔、讳饰等现象,因此明中叶以来史学考据应运而生。首开史学考信风气之先的是王世贞,其代表作《史乘考误》是明代首部对当代史史料进行考证的著作。其后焦竑、朱国桢、张燧、朱明镐、谈迁、钱谦益等人在考史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缺失。

明中叶以来史学考据的兴起及其成就与缺失

由于明朝官方所修国史失实,私家修史存在比较严重的曲笔、讳饰等现象,因此明中叶以来史学考据应运而生。首开史学考信风气之先的是王世贞,其代表作《史乘考误》是明代首部对当代史史料进行考证的著作。其后焦竑、朱国桢、张燧、朱明镐、谈迁、钱谦益等人在考史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缺失。

洪颐煊《史记考异》的比较研究——兼对乾嘉考据史学衰落原因浅析

洪颐煊《史记考异》凡129条,其中有28条是钱大昕、王鸣盛、王念孙、梁玉绳等乾嘉考据名家曾经考证过的内容。通过比较发现,在此28条之中洪说略同他说者凡8条,洪说误、他说是者亦有8条,洪说不如他说详备者达11条,洪说是、他说非者仅1条。洪氏晚出,却在考史内容、体例、方法等方面皆未能超越前贤,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到洪颐煊之时乾嘉考据史学颓势已显,失去了突破传统史学研究范式而重获生机的内在力量。

正史与说部之互证:李心传考据史学辨析

考据史学的出现和兴盛是宋代史学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 ,对此前辈学者给予了一定的重视 ,但很少有人从考据学角度入手对之进行分析 ,因而不够细致入微。文章通过对宋代史学家李心传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考史成果进行分析 ,试图厘清宋代考据史学发展的脉络 。

乾嘉考据史学与中国考据史学

清朝乾隆、嘉庆时期,是我国史学繁荣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当时,考据学风盛行,许多学科都以考据为治学的主要手段。在历史研究中,考据史学垄断了史坛。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考据史学趋于成熟。乾嘉时代为什么会出现考据史学成熟并垄断史坛的局面呢?这决非偶然,有其产生的内在必然性。长期以来,对于乾嘉考据史学产生并得以盛行的原因众说纷纭。

20世纪中国史学：评价尺度与评价标准（笔谈）－－正确认识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20世纪西方史学传入并影响中国，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世纪初，民国时期，新中国初期，改革开放新时期。不同时期，传入的内容各有不同，传播的途径、宗旨和目的及其表现出的总体特征也各不相司。关于西学对中学的影响问题，长期以来，存在较大的分歧。梁启超认为：“东学之不如西学，夫人而知矣。

国难之际的史学遭遇——以1931-1937年的“通史”编纂为例

新式“通史”的书写是二十世纪初期“史界革命”突破的一个关键点。既有章太炎、梁启超等时代巨子的积极倡导,又有由清末学堂改制所催生的编纂新式教科书的大量需求,“通史”写作由此走向学界中心。然而到了三十年代,学风为之一变,以史语所为代表的考据势力开始主导学术潮流,通史的编撰随之退为边缘。但在此期间,伴随日本入侵危险的日益加重,国难笼罩下的民国史学界的通史书写,实际上呈现的是一幅更加多元的图景。

港台社会科学史学简论

港台社会科学史学简论李源涛美籍南斯拉夫史家斯托亚诺维奇提出，西方史学中存在三种范式：一是从希腊罗马到近代早期的鉴戒性范式，二是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叙述性范式，三是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结构、功能范式①。这是他根据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对西方...

王国维与陈寅恪考据史观之比较

作为近代的两位声名显赫的国学大师、史学大家,王国维与陈寅恪有许多值得我们仔细学习和研究的地方。本文探讨了王国维与陈寅恪在考据上的观点和贡献,旨在加深对两位大师治史观之认识。

异域抑或本土——从王国维的三种文艺论著看其特有的文学研究路径

从表层看,王国维的治学从哲学转向文学,终又落实到史学考据。从深层看,王国维的治学则始终纠结在异域与本土之间。王国维三部最具代表性的文艺美学论著即呈现出上述特有的文学研究路径:《红楼梦评论》完全以西方哲学概念来图解中国的文学作品,《人间词话》可以视为异域和本土之间的深度纠结,《宋元戏曲考》则重返本民族文化和学术的立场。王氏特有的文学研究路径作为一种范式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论发展的进程。在文化全球化愈演愈烈的今天,重新认识和评价王国维特有的文学研究路径和范式,对于当代中国文论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新宋学”与民初考据史学

“新宋学”与民初考据史学罗志田从中国学术史发展演化之内在理路看，民国初年有一个显著的现象，即经学从学术中心落向边缘而史学从边缘移往中心（详另文）。陈寅恪论民初史学转盛之原因说：“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

“整理国故运动”衰歇原因探究

“整理国故运动”虽曾在民国知识界风行一时 ,但时至 2 0世纪 30年代中后期 ,一方面因为其自身缺陷的内在制约 ,另一方面也由于主观心态的转变和客观条件的限制 ,“整理国故运动”最终难以为继 ,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歇 ,逐渐退出了近代中国的学术舞台。

钱大昕与乾嘉考据史学

乾隆嘉庆年间,是清代学术发展的辉煌时期。自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学术大师力反明末空疏学风之弊,主张经世致用,提倡读书,强调证据,开启一代新的学风以来,经过一百余年的酝酿、发展,至乾嘉年间,以考据为特色的汉学风靡一时,学者以考证的方法从事研究,在扩大经学范围,带动其他学科发展的同时,也在史学领域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形成了独具风格的乾嘉考据史学。流风所披,各种历史考证著作层见迭出,诸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梁玉绳《史记志疑》,钱大昭《汉书辨疑》、《三国志辨疑》,杭世骏《三国志补注》,梁章钜《三国志旁证》,沈钦韩《两汉书疏证》,陈景云《两汉订误》,洪亮吉《四史发伏》。

乾嘉考据史学的别派:赵翼史学的新定位

赵翼治史深受考据学风的影响,在治学特色与方法等方面亦与钱大昕、王鸣盛有相同之处。三者相较,钱氏、王氏着意于文字词语的音韵训诂,史料文献的辑校订补,名物掌故的训释疏通,地理典制的梳理考证;而赵翼则怀史学经世的旨趣,善于从宏观角度探求历史时势的变化和盛衰之故,进而阐发史实背后的历史通则。赵翼治史固然独具特色,但与乾嘉考据史学仍为同道,属于乾嘉考据史学的别派。

清乾嘉《汉书》研究的总成绩与检讨

清乾嘉时期的《汉书》研究,是乾嘉学术乃至整个清代学术重要的组成部分。乾嘉诸儒以考据入史学,既援经入史,又以史证经,围绕《汉书》的纪、表、志、传“四体”及史汉异同作了全面研究与总结,不仅产生了大量相关专门论著,在通释性研究、表志校注及史汉异同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还涌现出大量文集笔记,成为对《汉书》专门性论著的有益补充,并在整体上呈现出集大成式的多元化、多样性研究面貌。可以说,清乾嘉《汉书》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注重纵横结合、通断比较,坚守中有突破,综合中有创新。对于清乾嘉《汉书》研究面貌、特征与成绩进行严谨科学的梳理辨析,有助于对清代学术乃至整个中国史学史研究有一个更为深入的认识与理解,并提供一定借鉴。而对于中国传统“《汉书》学”而言,清乾嘉《汉书》研究是登堂入室的拐杖与钥匙。

从存在根基看唯物史观与史学的内在会通

本文旨在探究唯物史观和史学在存在论根基处的内在会通,借以澄明史学研究的源始开端及其应有的成长道路,并点破实证主义理念的偏颇,探讨史学研究迈向生活世界的理论前提。

汪荣祖、罗志田教授来函

【编者的话】本刊１９９８年第１期发表四川大学历史系罗志田教授《“新宋学”与民初考据史学》一文后，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柏堡）历史系汪荣祖教授来函对其中部分观点提出不同意见。编辑部即将汪先生来信转给罗志田教授，不久便接获罗先生来函，一方面对自己文中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