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分离与史学“致用”——梁启超“新史学”与黄梨洲《明儒学案》关系考论

梁启超的《新史学》《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论著,对清学及“新史学”有系统的归纳与思考。《明儒学案》是梁启超“新史学”的本土学术资源。梁启超肯定《明儒学案》在学术史编纂体例方面的开创价值,为现代学术史正名,进而为思考经史关系打下重要基础。梁启超观察到,清学衰落之势不可逆,但经学之研究精神及“解放”(自然研究),将在史学这里得到续接。经史分离、经学入史,梁启超、章太炎、胡适等人在“诸儒”变“学者”这个层面,各有贡献,共同为中国史学开辟了新局面。梁启超“新史学”强调史学之“致用”,与黄梨洲的史学致用观(“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有差异。

德国中学历史教育中的史学致用观

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对德国教育实践的影响晚于欧美其他国家。二战后德国各州积极推进教育改革,但在学生能力培养等方面仍有待加强。与此同时,德国史学也结束了历史主义的时代,史学研究开始从政治活动扩展到日常生活,并直接影响到历史教育的改革与实践。进入21世纪,德国各州陆续推行新教育政策,以巴登符腾堡州为例,其新的教育计划充分体现了问题导向与史学的致用诉求,在教学计划和实施方案中都融入了历史学的致用思想,体现出知识导向转变为能力素养导向的趋势,对我国当前的基础教育改革和中学历史教育的发展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论李维的史学致用思想

李维的名世之作《建城以来史》包含了丰富的史学致用思想。李维以历史循环论作为史学致用的前提。他认为罗马传统道德关乎国运,是联系罗马古今的重要纽带,亦是影响罗马历史循环发展的重要力量。李维往往通过直接指出、间接指出以及演说指出等三种方式点明需要读者关注的道德价值与历史经验,他也会通过改写史料来凸显说教的效果。李维认为史学致用是有限度的,人们应该根据条件与环境的变化理性地运用过去的范例。总体而言,李维将罗马史学垂训思想发展到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

十九世纪中国史学的经世致用思想

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思想具有悠久的传统，它以“资治”为宗旨，以纵向考察王朝盛哀治乱为参照系，目的是为统治者提供启示和借鉴。１９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史学经世致用思想继承了这一传统，同时，由于内忧外患的日迫，又显示出了思考历史、关注现实、究心时务之紧扣时代脉搏的鲜明特色。１８４０年的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自然进程及其走向，传统的史学经世致用思想也发生了嬗变。史学由以前对王朝盛衰治乱的关注和思索转向对外部世界的探求，兴起以抗敌御侮、救亡图存和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外国史地研究，成为此时代史学经世致用思想的时代特征，其参照系也开始将中国视为世界一部分，进行横向的考察。这也说明。

史学经世致用刍论

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也是史学的重要社会功能。它有助于史学的发展和进步,尤其是在史学遇到严峻挑战的当今,更具有不可多得的借鉴价值。本文拟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对此问题略作探讨。 一 史学经世致用思想,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时代性,从其萌芽到发展成熟,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无不深深地打上阶级和时代的烙印。 孔子著《春秋》首开史学经世致用之风,但他的经世致用乃在于维护正处于崩溃之中的奴隶制度,因而以“据鲁”、“亲周”为记事原则,故此,不惜歪曲史实,“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

史学编辑应有经世致用思想

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传统。何谓“经世致用”?“经世”,《辞源》的解释是:“治理世事。《抱朴子·审举》:‘故披洪范而知箕子有经世之器,览九术见范生怀治国之略。’”“致用”,《辞海》解释为:“尽其功用。《易·系辞》:‘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用。’今作付诸实用之意。”按照上述释义,史学经世致用,就是让史学实用于治理国家大事,服务社会。这一思想很重要,它既体现了治史的根本目的,也包含了史学的社会功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20世纪40年代史学理论学科的进展

随着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马克思主义史家发现以往的史学研究已难以有效回应时代诉求。恰逢此时,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为这种困惑指明了解决方向。其后的整个4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纷纷以此为努力方向,对史学致用观、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法和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等内容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论争。这种探讨和论争不仅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发展,使之在众多领域中达到了其他非马克思主义学者所难以匹敌的高度,同时亦在理论上为中国社会、文化发展澄清了诸多错误观点,成为时人认识现实、把握未来的一把利器。

史语所学人考证学新境界与中国气派

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建立“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为职志,聚集了大批新史家,形成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相较旧史家以书为本位的研究取向,史语所学人更重视对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问题进行阐发。他们不仅将国内既有的史料与成果作为研究的基点,而且以西方汉学为参照系,力求在学术研究的共同领域与国外学者展开交流与对话。再者,史语所学人的考证学,经历了从单纯求真到将求真与致用二者并重的路径转变,实现了治史境界的升华。因而,他们的考证学成果,在推动民国学术发展的同时,也彰显了中国史家历史研究的风格与气派。

谈谈中国史学经世致用传统

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它远溯于春秋之末,成熟于明清时期,贯穿于中国史学发展的始终。 春秋末期,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史学家孔子所著《春秋》便明显地体现了经世致用的思想。司马迁评之曰:“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并以鲁国史事,正名分,“拨乱世,反之正”。可见,孔子研究历史并非为历史而历史,而是通过研究历史来宣扬他的思想观点,抨击春秋时期“礼坏乐崩”的社会现象,企图恢复已经崩溃的西周盛世。尽管这不符合历史潮流,但在史学经世致用的开创方面却功不可没。

史学经世致用思想的嬗变

所谓“经世”即治世之意;“致用”就是集中力量、意志等致力于实践。中国史学向以经世致用为最高使命。中国历代史学家以积极入世的价值观,政治本位的人生观,为现实服务的实践观来实现这一特有的主导意识。尽管史学经世致用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表现形式亦千姿百态,但从夏商周到新中国成立,按其主体内容则可分为劝惩借鉴,救国济世,为革命服务三个主要宗旨。本文拟从这三个方面,粗描这一思想嬗变的历史轨迹,阐发和弘扬其博大精深的内涵,以裨益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