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评毛礼锐的教育史学观

毛 礼锐 是我 国著 名 的教 育 史学 家，其 学术 研究 范 围涉 猎 极广 ，所 取 得的 成 就不 仅体 现在 对 教育 史 领域 的精深 细 致的 学术 贡献 ，同 时横 贯 了诸 如教 育学 、教 育论 等 多学 科，治 学 领域 博 杂而 独擅 其长 ，堪 为一 代 鸿儒 。本文 从 毛礼 锐独 特的 治 学风 格 和教 育史 观入 手 ，对 其在 教育 史 学科 的 史论 主张 、治 学 门径 、学 科建 设 等方 面的理 论 成果 作了 简略 的 论述 与 评价 。

在反思与批判中彰显史学理性之光——小阿瑟·施莱辛格史学观述评

美国当代著名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对政治的积极参与常使他遭学界指责,认为他有将史学研究政治化、简单化的倾向。本文通过追溯其学术取向的形成过程及对其史学思想的解剖指出,施莱辛格深知参与政治实践可能影响学术研究立场,并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不断自觉地加以反思,形成了强调历史的学术功能,追求客观主义理想的史学观,对历史与政治的关系亦有独到见解。这使他较好地处理了治学与从政的关系。

新中国西部美术创作的历史源流、空间形塑及其史学观

"西部"作为中国现代美术史研究中的重要向度,标示的不仅仅是地理范畴的自然属性,也是文化的场域和艺术家个体心灵的视向空间。而"西部美术"本身所承载的复杂性也使得美术史研究无法脱离对其地域、文化以及心理因素的综合性讨论。研究西部美术,要从"西部意象"的视角切入,对其历史源流与美学视向进行归纳与提炼,并将"西部"置于地理、文化与心理三种空间秩序中,探究其形塑的方式与路径,以挖掘认识"西部"概念的历史、文化意义之外的可能性,最后以"同构性"为起点,检视西部美术研究中不同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此来丰富区域性美术研究的向度,重塑西部美术研究的史学观。

南宋理学史学观与史论诗

在理学成为社会化思潮,且重视历史研治、重视教育的条件下,以理学史学观为指导进行史论诗创作成为士子的必然选择。具体而言,因以史经世、探究治乱的理学史学观有其独特性,南宋史论诗多以道观史,行道则兴,废道则衰,成为基本的史论立场,呈现出一种"道理"品格;史论诗掀起了评论上古历史、圣君的潮流,而对三代以降的君主持法甚严,形成了强烈的历史批判思潮。本着识统察机、以心论史的史学观,史论诗既注重历史态势的总体把握,更强调从幾微之处、人的心理意识等方面探讨历史发展,表现出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和新的历史探索视角。受义理史学观影响,史论诗形成了儒学义理化、道德化特征,同时扩大了历史人物关注层面,鸿德大隐特别是社会底层人物成为关注对象,反映了史学从政治性史学向社会文化史学的性质转变。在注重正统的史学观影响下,史论诗很少涉及少数民族政权,促成了以三国题材为关注点的史论热潮,以民族英雄作为史论对象,体现出鲜明的民族主义意识。

冯秉正《中国通史》及其中国史学观

法国耶稣会来华传教士冯秉正于18世纪前期编译的法文本《中国通史》,充分利用了《通鉴纲目》等满、汉文史料,是第一部由西方人借助中文文献写成的编年体中国通史。冯秉正还在书中对中国史学史脉络进行了系统梳理,高度称赞了中国的连贯修史传统和史官的求真精神。本文在简要介绍《中国通史》编纂过程及其对海外汉学界影响的基础上,阐释了冯秉正力图向欧洲读者传达中国“信史”的著书目的。

中国新闻传播通史研究的“新史学观”——基于对《中国新闻社会史》一书的分析

对于一个国家、民族、群落来说，对通史研究的兴趣极为重要，新闻传播通史研究是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但其研究与教学有着现实的尴尬。新闻传播通史研究的“新史学观”是解决这一尴尬的出路，它的要求是引入社会史范式和激活鲜活的新闻史叙事。本文正是通过对李彬先生《中国新闻社会史》一书的分析来观照上述问题与出路，并对此书的一些局限加以阐释。

李翱史学观初探

李翱(公元七七二——八四一年),字习之,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县)人,是唐代一位有名的学者。李翱自小受到良好的儒家教育,幼勤于儒学,“博雅好古,为文尚气质。”年轻时得文人梁肃的赏识和举荐,

朝鲜时代的史学启蒙教育和史学观——以《史略》为中心

《史略》一书是韩国古代流传最广的史学启蒙教材。从它在朝鲜时代流传情况的变迁及其原因,可以看出韩国传统的以中国为正朔的史学观,及以中国历史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史学启蒙教育。明朝的灭亡及甲午之战后中朝宗藩关系的结束,都对这一史学观和史学教育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史学观

史学理论就是史学观的进一步体系化和逻辑化。没有史学观，当然可以有历史学；但没有史学观，却不可能有史学理论。史学理论就是史学观的理论形式和理论表现。史学观把历史学从所有那些不是历史学的东西中间寻找出来，加以规定和确认，要赋予历史学一个理想的目标。

求真、致用、批判——对史学观的批判性考察

本文通过对史学史的宏观考察，认为中国传统的史学观基本上是二元式的，即“求真”的史学观和“致用”的史学观。但这两种史学观皆有其内在的局限性，并且这种局限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得到克服。这就需要第三种史学观即“批判”的史学观来纠偏。故而，“批判”史学观便具有了超越“求真”与“致用”二者的思想性功能。

梁启超史学观论析

梁启超是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 ,是创建我国近代史学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本文探讨了梁启超的史学观 ,主要有 :一、批判和改造封建旧史学 ;二、对史家自身修养的认识 ;三、对史学方法论的重视 ;四、梁启超的“会通”观念和通史写作设想。梁启超的史学观点总的说是一种进步的史学观 ,是近代史学理论的先声 ,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论吕思勉“经世致用”的史学观与实践活动

传统国学、新史学、西学和马克思主义是吕思勉先生“经世致用”史学观的理论基础。“研究学问 ,为当世效实用”、“讴歌进化 ,寄希望于未来”是吕氏“经世致用”的两大特征。先生一生写了大量的时论性文章 ,倡言社会改革 ,在学校建设和改革、饮食革命。

实事求是与邓小平的史学观——纪念邓小平重申“实事求是”31周年

邓小平的史学观内容丰富、蕴涵深刻。实事求是在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的首要工作任务,实事求是贯穿了中共党史,它是邓小平史学观的根本原则。

康熙政治史学观评议——以《明史》纂修为视角

康熙朝《明史》开修于康熙十八年,历时二十五年,康熙四十三年戛然而止,未能成书。康熙是一位极其强势的帝王,其御编的几十种图书大部分开修、成书于此时之后,皇子争储影响《明史》成书等成说难通;《明史》甫开局康熙即紧盯纂修进程,经常发出编修谕旨,《明史》未能成书的主要原由须在康熙思想中找寻。

唐太宗史学观探析

唐太宗是我国封建时代有名的帝王,他励精图治、虚怀纳谏,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这些政绩的取得既是大臣们竭力辅政的结果,更是劳动人民辛苦劳作的结晶,而唐太宗本人重视对历史的认识,注重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则是其成功的直接原因。

论李剑农的史学观

李剑农是近代著名的政治史家、经济史家,其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三卷本古代经济史论著对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做出了诸多有益的探索,影响颇大。他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更奠定了其在国际史学界的地位。李剑农尤其重视正确的史学观的建立。基于他的政治史、经济史研究,探析李剑农的史学观,即历史客观论思想、历史进化论思想、历史因果论思想、历史整体论思想。

命定与自由之间发现人的价值——从《清真指南》看马注的史学观

在"真主造化万物"的基础上,马注看到了必然下的可能,命定下的自由。这种命定与自由之间,就是人的价值。伊斯兰教认为,人类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是一种真主创世下的客观存在。马注对世人个体自由价值的界定,就是命定(真主)下的自由。伊斯兰教认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圣人是历史进程的指路人;而道德却是世人行为的规范,是评价世人行为的重要标准,也是评价历史的重要标准;同时,这种道德判断,必须从实际出发,且要关注行为背后的思想。

霍布斯鲍姆人生经历与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研究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人生经历对其信仰发生影响的标本。他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一位亲身经历了20世纪历史的人。霍布斯鲍姆笔下的20世纪历史就是在保存他生活经历和对世事洞察的记忆。马克思主义是霍布斯鲍姆认识20世纪历史的方法。个人的经历直接对霍布斯鲍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鲁迅史学观概要

鲁迅重视野史杂说,认为所谓的正史由于受官方意识的影响,历史的真相往往被遮蔽。由于考证是了解历史真相的重要手段,因此鲁迅在整理古籍以及从事文学创作的过程中,非常重视考辨史实,反对主观或片面的判断。鲁迅主张治史应以服务于现实为目的,并以破除旧文明、创造新社会的观念为主旨来评判历史的得失。他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深厚的史学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