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音乐史学角度探渤海国音乐——以日本六国史为中心

高句丽灭亡之后,位于韩半岛北侧和南满洲地域的渤海国,被契丹族所征服。纵观韩国历史,渤海国的存在只是暂短的一瞬(公元699～926年间)。但她在韩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与统一“三国”的新罗(668～935)形成了二个多世纪的南北国时代。因此,从音乐史学角度研究渤海国音乐,是韩国古代音乐史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为此笔者曾根据中国文献中出现的散见史料及一部分日本史料,写过拙文《渤海国音乐小考》。最近,中国音乐学者,把渤海国音乐当作中国音乐史的一部分也进行了研究,并发表了学术文章。

从史学角度浅析谭嗣同就义对后世的积极影响

谭嗣同是中国历史上为变革而流血的第一人．当今社会所流行的生死价值观对于他的死有着不同的评价，即有意义论和无意义论。事实上，谭嗣同的慷慨就义为后人留下的不仅是一种无畏的气概．更重要的是对于以毛泽东、杨昌济、唐才常等为代表的不同社会阶层的万千仁人志士所带来的精神影响。他的牺牲对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向新的社会性质变革起到了精神上的引领作用。

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唐代怀古诗的理思蕴含

唐诗作为有唐一代文学的代表范式具有后世文学无法企及的地位,而在万紫千红的唐诗中,怀古诗以其独特的理性思考方式和苍凉悠远的历史美感成为唐诗中的修竹幽兰,本文试从历史学的角度探究唐代怀古诗的理思蕴含。

百余年来黄遵宪研究回顾

从史学角度对百余年来黄遵宪研究情况做了回顾,认为其大致经历三个发展阶段,目前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学者们对黄遵宪的政治、外交、文学、民俗、教育等方面的思想和活动进行了深入研究,基本上还了黄遵宪的本来历史面目。同时,指出其尚待发展充实的环节,并期待"黄学"继续蓬勃发展,取得更大的成绩。

论顾颉刚《诗经》研究的方法与贡献

顾颉刚的《诗经》研究,主要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对古文献资料作辨伪求真的考核,并进而研究《诗经》学术史上不同学派的思想观念和治学方法。他继承了传统史学的求是精神与考辨方法,又借助于现代科学方法与手段,不仅客观地描述了《诗经》真相,而且对古今学术流派的历史价值作了公正的评论。他对《诗经》的资料辑录,是其有目的地进行学术史研究的基础。其研究成果无论是在考察角度、考辨方法上,还是在学术结论上,均对后世研究者具有重要的启迪和示范作用。他编辑《古史辨》,并非是为形成某种学术派别,其目的在于开辟学术论争的园地,形成自由批评之风,进而促进学术的健康发展。

影视作品应真实再现历史地理环境

我国拍摄了不少反映中华民族各个历史时期的影视作品,我们看到不少影视作品为尊重历史的真实还特聘了历史顾问,却往往忽视了历史事件的地理背景的真实,尤其是反映中国早期历史的影视,其古地理环境的失真更为明显。

《史通·疑古·惑经》书后

刘知几的《疑古》、《惑经》,是他对《尚书》、《春秋》的史学价值所做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却触怒了儒学经师,群起而攻之。自唐末柳璨别有用心地撰《史通析微》十卷。说刘知几评“汤之德为伪迹,说桀之恶为厚诬,谤周公之不臣,褒武庚以殉节”,甚至“弹劾仲尼”,遂痛斥刘氏“妄诬圣哲”（转引自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七）。宋孙何复有《驳史通》之作,宋室南渡之初,著名史学家郑樵在其所著《通志·艺文略》中,竟著录《史通》于正史类通史目中,而“博学如朱熹犹以未见《史通》为恨”（张之象刊史通序）,具见自宋元以降,此书淹没不彰,为时已久。自明嘉靖以后,虽渐有刻本流传,其中以清乾隆初浦起龙《通释》传世较广且久,而浦氏于此两篇,既曲说《疑古》为“读史寄愤”,并谓其揭陈《尚书》之失,是“浮翳障日,日岂陨明”。而于《惑经》之五虚美,竟怒其“公然指斥（指孔子）,罔知忌惮”（均见浦氏《通释》按语）。至纪昀作《史通削繁》遂削去《疑古》全篇及《惑经》篇中之五虚美部分,盖以其离经叛道也。今人又多盛誉其对儒家经典之“叛逆精神”,其毁誉虽有天壤之隔,然皆未能深知刘氏论史贵在直书,以征实传信。他在这两篇中,既疑《尚书》、《论语》轻事重言,其书缺略,不足以传信。又惑于《春秋》重名,势难征实。

毛主席看戏学问多

毛泽东主席一生爱看戏。这位伟人看戏不仅仅用审美眼光欣赏艺术,而且往往从史学角度检验所演内容的差误。下面记述几则毛主席当年看戏时与艺术家谈戏论艺的趣话。

漫谈民族音乐理论建设

研究民族民间音乐的主要目的有二。其一:从史学角度来考虑,在已掌握的实物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之上,给予科学的清理,弄清它来龙去脉及前因后果,探索研究它的本质和内涵,从而评定它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得出历史经验教训,为今后发展民族音乐时,在原则精神上作借鉴参考之用。